帕伯莱在加拿大 Pan IIT 大会：达克沙那与企业家式慈善

2014 年 6 月，帕伯莱在多伦多举行的 Pan IIT 加拿大大会（印度理工学院校友大会）上发表演讲，随后与主持人对谈并回答提问。主持人：乌芒·古普塔（Umang Gupta）。

为什么要把财富回馈社会

帕伯莱：乌芒刚才问我上的是哪所 IIT。印度理工学院不只是印度的国宝，更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在座的各位校友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今天能和大家在一起，我真的非常高兴，也深感荣幸。这个房间里有很多人身家已经是好几个百万美元，未来几十年里还会有更多人达到这个水平。就算过着奢华的生活，你们最后也会留下非常可观的遗产。

对于这份遗产，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留给自己的基因库，要么回馈给社会。我心目中的英雄沃伦·巴菲特有句很妙的话：“我想给孩子足够的钱，让他们想做什么都能做；但不能多到让他们什么都可以不做。”巨额遗产对孩子来说并不是真正的礼物，而是负担，很可能扭曲他们的人生，总体而言弊大于利。

我对慈善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我天性特别乐善好施或者无私。我决定把全部财产回馈社会，纯粹是出于开明的利己。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我想，只要你花几分钟想一想，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给每个孩子留几百万美元大概没问题，但给他们 2,000 万美元，我不认为是在帮他们。

大多数慈善机构都是由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在运营，但他们只有心，没有脑。他们从没经营过企业，从没为发工资发愁过，也从没经历过 99% 的身家都押在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上的滋味。我研究过许多慈善机构和基金会的年报，看完之后深感失望。没有一家提到过自己在哪件事上失败了，更重要的是，没有一家提到从失败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它们被打造成了营销机器，一心靠打动人心的故事和图片来最大化捐款流入。

我心想：“莫尼什，你对非营利机构该怎么办有一大堆奇怪的想法：经营营利企业和经营非营利机构没有区别；非营利机构不该由心地极好的人来管，而该由心地好的商人来管；非营利机构应该把关注点收窄到一两个界定清楚的事业上。可是这些想法如果没有执行，就一文不值。”

克隆“超级 30”，创办达克沙那

2007 年，我们的净资产超过 5,000 万美元，我和妻子哈里娜决定成立达克沙那基金会（Dakshana Foundation）。我们决定每年把净资产的 2% 捐给基金会。这样每年至少有 100 万美元，足以认真地做些实验，把我那些奇怪的想法放到真实世界里检验。“授人以鱼，只供一餐；授人以渔，可享一生。”我们对送鱼没有兴趣，我们想教人钓鱼。问题是，我们该培养什么样的渔夫？正当我在琢磨这个问题时，听说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阿南德·库马尔（Anand Kumar），他在比哈尔邦办了一个很了不起的项目，叫“超级 30”（Super 30）。

阿南德每年从比哈尔邦农村招收 30 名贫困孩子，辅导他们备考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他母亲为孩子们做所有的饭，食宿、辅导、学费，全部免费，都由超级 30 提供。阿南德已经这样做了十多年。每年超级 30 有 80% 到 100% 的孩子被印度理工学院录取。这是巨大的成就，它的社会投资回报率高得离谱。

阿南德集数学家、教育家、慈善家和企业家于一身。我马上联系了他，专程去比哈尔邦见他。我向他提议，达克沙那可以资助他，也许他能把超级 30 从每年 30 个孩子扩大到每年 300 个。他拒绝了。他说他不想要外部捐款，不想扩大项目规模，就喜欢它现在的样子。我问他，如果我们自己克隆他的项目并扩大规模，他会不会反对？他非常赞成。

达克沙那从 2007 年白手起家，至今已把 458 名贫困孩子送进了印度理工学院。我们一共招收了 1,033 名学子，成功率 44%，而印度理工学院全国的录取率只有 2%。我们的学子大多来自印度农村，父母不识字，通常是农民或者劳工。我去印度农村深处拜访达克沙那学子的家时，方圆一百英里内最好的酒店通常也就是两三星。我和女儿住过季风季节蚊子成群的房间，住过没有热水的房间，住过厕所很脏的房间。这些酒店大多没有保险箱，我总担心护照会丢。说实话，这些事让我很烦，不过比七年前烦得少多了。这一切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奇妙的丰富，一种我很难形容的丰富，但我不愿意放弃它。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去。我个人正在走的这段旅程，目标是到某一天，住一星酒店也不觉得烦，丢护照、脏厕所都无所谓，只是单纯享受每一次探访。

今年有 250 名达克沙那学子刚参加完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我们预计至少有 70% 会被录取，几周后就会知道结果。达克沙那有一个挑战性目标：2,020。我们叫它“2020”。我们希望在 2020 年把 2,020 名贫困学子送进印度理工学院。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在 2020 年实现，甚至能不能实现，但如果做到了，每七个印度理工学院学生里就会有一个来自达克沙那。重要的是旅程，旅程本身就是目的地。这让我想起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诗句：“林中有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一切都不同了。”谢谢大家。

对谈：为什么不只捐钱，还要投入时间

乌芒·古普塔：莫尼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希望你从个人层面来回答，因为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你的动力是什么、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是怎么决定做达克沙那的？总的来说，你是怎么决定不只捐钱，还要投入时间的？又为什么选择印度？在印度做慈善和在西方做慈善差别很大。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移民，都会明白，决定不只捐钱、还要投入时间，完全是另一回事，真的不一样。

我很想听你讲讲，你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你是怎么决定做达克沙那、投入这么多时间的？对你来说，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帕伯莱：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创办非营利机构，那从来不是我想做的事。我本来更愿意只是开开支票。我每年都会见阿南德·库马尔，总是怪他把我弄到了现在这个境地。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到 80 岁时，我的资产必须归零。我假设自己 80 岁就走了。我确实在乎这些钱能不能用得有效，不想只是开支票，不管钱用得好不好。既然找不到一个让我有热情的事业，而我又能看到一些可以自己动手去做的事，我们就决定自己干。我一直认为，把钱有效地捐出去比赚钱难得多。我觉得赚钱比捐钱容易多了。

事实上，我现在正努力扩大达克沙那的规模，很难。我们的问题不在钱，而在于让政府和其他机构按我们希望的速度推进。我当初假设，开始捐钱以后，我可能会原地空转 10 年甚至 15 年。我不想等到七十多岁或六十多岁才开始，我想趁年轻、有精力的时候开始。我们开始的时候我 42 岁。我们运气好，几周之内就有了进展。这确实是一个动力，基本上从零起步。资产归零这个数字，是我个人要达到才会满足的。其余的都只是一场游戏，不过是一场好玩的游戏。

乌芒·古普塔：我想再追问一下。说到底，你做的决定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到了 40 岁、赚了很多钱，还是想赚更多，一直干下去，不一定会像你这样做。是你小时候受了什么影响？是父母吗？到底是什么？

帕伯莱：不是，是因为我巴菲特吃多了。这不是来自我父母。虽然他们对身边的人都很乐善好施，但我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做这种事的教诲。我是从沃伦·巴菲特那里学到的。

我觉得大多数人没意识到自己是在跑步机上。到了七八十岁，你能做的事选择就有限了。对你们很多人来说，财富数字会变得非常大。如果你在年轻、还有能力做事的时候不去想这件事……我个人认为，商界和来自私营部门的人能给慈善界带来巨大的价值。我希望你们当中能有更多人迈出这一步。这很有挑战，很难，但回报巨大，远比单纯多赚钱要好。

这让我想起巴菲特的搭档查理·芒格的一句话。芒格说：“好市多（Costco）为这个世界做的贡献，比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大。”我相信这句话。如果你投身创业，建设经济、创造就业，那绝对会在帮助社会方面带来多重回报，这可能是帮助社会最好的方式。我也觉得最好把两者分开，也就是说，好市多的使命不是慈善，它的使命是服务会员，而它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也把自己的两种生活分开了。有一个资本家莫尼什，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资本主义的事业上，这些和慈善家莫尼什几乎毫无关系。两者都没问题。事实上，我会说资本主义这台引擎非常重要，因为是它在驱动其他一切。我认为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投身创业。我之所以觉得慈善变得重要、变得有意思，只是因为我们不能长生不老。如果能，这就不是问题了。

对谈：生意能否既赚钱又行善

乌芒·古普塔：我最近卖掉了我的上一家公司 Keynote Systems，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一个核心问题：你能不能建立一家既赚钱又行善的企业？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就这个问题问问在座的各位先生。你们都赚了钱，也都完全可以说自己通过提供就业做了好事。但除了提供就业之外，能不能建立一家不只以赚钱为重心、带有某种社会救赎成分的企业？这两者是分开的吗？你为什么这么说？

帕伯莱：我想把这个问题稍微校准一下。我确实认为两者应该分开。但我认为，以赚钱为首要目标来创办企业，是一种非常短视的企业观。事实上，我认为这类企业是不可持续的，长期来看不会做得好。我绝对认为，企业需要一些深植于其 DNA 的核心原则。坚持核心原则和赚钱之间没有冲突。事实上，那些原则一般对整个生态系统都有好处，那么按定义，企业就会做得好。回到好市多这样的公司来举例，好市多有一条规定：它卖的任何商品，毛利率都不超过 15%。

它明天就可以把毛利率提到 20% 或 25% 以上，生意照样会不错，可能还会让利润大增。但从长期看，这会伤害它，因为这会破坏它和会员之间的信任。当你创办企业时，如果核心是对生态系统有益的好原则，副产品就是赚到很多钱。我认为，如果你创办企业的首要乃至唯一目标就是把钱赚到最多，而不顾员工的福祉、不顾客户的福祉，那么长期来看这些企业不会做得很好。

问答：纳沃达亚学校与慈善的反馈回路

提问者：好的。你们是怎么挑选学生的？有没有集中在印度的某个地区？

帕伯莱：我们把一个来自安达曼群岛的女孩送进了印度理工学院。我们有来自克什米尔卡吉尔县的孩子，也有来自印度最南端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来自四面八方。达克沙那能成功的秘方——其实是我运气好——在于印度政府有一套非常了不起、却没什么人听说过的学校，叫纳沃达亚学校（Jawahar Navodaya Vidyalaya，JNV）。我认为这是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最了不起的成就，但我觉得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一点。

拉吉夫·甘地想为印度农村的孩子复制一所杜恩学校（Doon School）。这个愿景确实变成了现实。现在有 600 所纳沃达亚学校，都是印度政府开办的寄宿学校，印度每个邦的每个县、每个中央直辖区都有一所。学校从六年级读到十二年级，用英语授课，但孩子们入学时，大多数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印地语。和印度理工学院一样，政府在全印度为五年级学生举行入学考试。我记得有一万多个考点、20 种语言，现在每年有 200 万孩子参加这个与语言无关的智商测试。成绩最好的 2% 被选进纳沃达亚学校。每个县有一所学校，每所学校招 80 个孩子。像斋浦尔这样的县，可能有 5,000 个孩子争这些名额。

达克沙那做的是：我们和印度政府签了谅解备忘录，这些孩子读完十年级以后……这很神奇。我在加州尔湾会收到政府发来的一份电子表格，［学生会被送到］八个地点之一。然后他们在那里待两年，准备十一、十二年级的 CBSE 考试，同时也准备印度理工学院的入学考试。印度政府每年在纳沃达亚学校体系上大约要花 3,000 crore（300 亿）卢比。愿上帝保佑印度政府办了纳沃达亚学校。政府在印度理工学院上大概还要再花 3,000 到 4,000 crore（300 亿到 400 亿）卢比，这也很好。中间夹着薄薄的一层达克沙那，花费不到 5 crore（5,000 万）卢比。这 5 crore 之所以管用，只是因为它上下两头有 6,000 到 7,000 crore（600 亿到 700 亿）卢比撑着。人生真美好。

在创办达克沙那之前，有件事让我很恼火。我会去读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福特基金会或者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报。我点了这几家的名，但换成任何一家都一样。按法律规定，它们每年必须捐出资产的 5% 才能保持非营利身份。它们就捐出 5.2% 左右。尤其是麦克阿瑟基金会，撒胡椒面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它至少有 300 个不同的项目，那 5% 就撒在这些项目上。我在它们的年报里从来没读到过任何关于这些项目社会投资回报率差异的比较，一次都没有。我原以为，如果你有五个项目，你会比较它们，第二年挑出最好的四个；再下一年，从四个里挑出三个，不断收窄到真正有成效的项目。每年捐 5% 的设计，基本上就是让管基金会的人永远有饭碗。他们永远不会失业，因为捐的永远是剩下那块饼的 5%。他们只要努力让这块饼不断变大就行。这也是为什么我其实很赞赏比尔·盖茨。他和梅琳达规定，在他们去世 50 年后，盖茨基金会的资金必须归零。沃伦·巴菲特也规定，他的钱全部交给盖茨基金会，在他去世后 10 年内必须全部花完。这两个基金会这么做，都是因为看到了那种滥用。

如果亨利·福特今天活过来，看看福特基金会在做什么，他会目瞪口呆。那根本不是亨利·福特的本意。我认为，慈善机构由企业家创办时，会有一定的方向；但后来换成职业经理人，尤其是当你对这些经理人并不信任时，就会得到我们今天在慈善界看到的结果。

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定下 50 年期限的逻辑是：将来还会有别的比尔和梅琳达创造出财富，他们会发现比尔和梅琳达今天根本想象不到的问题。他们的想法是，自己能做多少，就为人类的福祉做多少好事，然后让下一代从那里接过火炬。下一代可能会更聪明，因为他们有了历史可以借鉴。设定一个 50 年的“日落”期限，是个非常好的主意。我也认为，由企业家来运营的基金会真的很出色。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想它仍然算公共慈善机构，不过它们其实是私人慈善机构。从运营方式来说，它和福特基金会没有区别。区别在于，你有一位非常在乎钱怎么花的企业家；而在麦克阿瑟基金会，他们非常在乎的是明年还有没有饭碗。这才是驱动力。于是撒胡椒面就一直持续下去。

如果另有一条法律规定，你捐助的事业不能超过五个或十个，那会大有帮助。我的看法是，企业家和富人能做的最好的事，第一是尽量在生前完成大部分捐赠，第二是尽量设定一些“日落”期限，不要让它永远延续下去，因为它最终会走下坡路。

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的好处在于有反馈回路。如果你走上一条不赚钱的路，最后你就会垮掉，企业最终将不复存在。所以说，资本主义里有一个反馈回路，让你走在笔直狭窄的正道上。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为客户创造价值，最后你的生意就完了。而慈善里不存在这种反馈回路。我是说，如果你像约翰和凯瑟琳·麦克阿瑟基金会那样，有一大笔钱，每年捐出 5%，而投资回报每年超过 5%，那其实发生什么都无所谓，你可以永远这样下去。

从这个角度看，创业和慈善有一个关键区别：慈善没有这些由市场驱动的信号。企业家经营企业时，脑子里有一个想法，然后照着这个想法去做。99% 的时候这个想法是错的，也许错 30%，也许错 20%。他必须做出调整，不断地调整，左冲右突，直到找到正确的路。即使找到了，他还是会不断调整。而在慈善里，你没有这些自然的反馈回路。

举个例子，我在达克沙那做的，是把问题反过来想。反过来想的结果是：我只进入有反馈回路的领域。凡是没有反馈回路的捐赠，我全部排除。我想要一个像企业家所拥有的那样的反馈回路。对达克沙那来说，反馈回路就是录取率：每年我们的孩子有多大比例被印度理工学院和国立理工学院（NIT）录取。我们从印度理工学院那里得到一个数据点。这个数据不由我们控制，由他们控制。这个数字有升有降。整个管理团队一起看这些数字、看数据、分析数据，设法弄清楚我们需要改什么，然后做出调整。我希望确保做到这一点。在慈善的很多领域，这是做不到的。慈善的很多领域即使没有反馈回路，也值得资助。但我认为，如果慈善组织的负责人明白反馈回路很重要，并设法用某种方式人为地建立起反馈回路，让它变得像一台企业家的引擎那样，会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