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在 SRCC 德里问答：青少年投资、脾气与 AI 竞赛

2023 年 6 月 14 日，帕伯莱回到母校德里大学施里拉姆商学院（Shri Ram College of Commerce，SRCC），与该校金融与投资社（Finance and Investment Cell）的学生做问答。主持：金融与投资社成员普尔维（Purvi）与萨马尔特（Samarth）。

普尔维：大家晚上好。我代表施里拉姆商学院金融与投资社，向在座每一位致以热烈的欢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金融与投资社举办的又一场启发性演讲。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莫尼什·帕伯莱先生。先生，热烈欢迎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指导老师萨罗吉·乔希博士（Dr. Saroj Joshi），感谢她在我们所有工作中给予的坚定支持。

这位先生在金融与慈善领域都极具远见，有着大胆的创业精神。他创办了多家成功的企业，并且开创了以芒格和巴菲特为核心的价值投资方法。他是帕伯莱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管理着超过 5 亿美元的资产。但他创造的影响远不止金融：作为达克沙那基金会（Dakshana Foundation）的创始人和主席，他改变了全球成千上万经济与社会处境不利、但天资出众的学生的人生，为他们提供世界一流的教育机会。他精通平衡生活的艺术，珍爱家庭、文学，以及复式桥牌的策略复杂性。

萨马尔特：作为一个追求卓越、并且有能力带来持久改变的人，能从您的智慧中学习，是我们的莫大荣幸。我们很荣幸请到您，说实话，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极不真实。我想先说一句：如果我们的问题显得重复，或者像小孩子的好奇，请务必见谅。也给观众提个醒：请把问题放在聊天框里，如果时间允许，我们会尽力回答。今天在座的有不少高中生和大学生，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些针对他们的问题。

那么，您认为投资在一个青少年的优先事项清单上应该排在什么位置？

帕伯莱：好，萨马尔特、普尔维，还有各位，很高兴来到这里。两个二十年再加一年前——也就是 41 年前——我还是 SRCC 的学生，和你们很多人一样考进了 SRCC。阿比（音），如果你对“两个二十年再加一年”这种说法犯迷糊，也许是因为你没听过葛底斯堡演说里那句“八十七年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四个二十年再加七年）。两个二十年加一年，就是 41 年。1982 年我高中毕业，申请了德里大学的几所学院，能进施里拉姆让我非常兴奋。那一年大学里发生了持续很久的罢课，我上了几周课，然后整个学校关了好几个月。我和我哥哥基本就申请了美国的大学，我从商科转到计算机科学，又转到计算机工程，在美国读完了学位，人生的轨迹就此改变。我对坐青年专线公交、在德里大学施里拉姆待的那几周，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那真是太好了。

青少年该不该早点投资

说到投资和青少年，我认为全世界的教育体系都失职了。我们在数学课上确实学了复利这个概念，但高中里完全不教投资、储蓄、跑道这些东西。我觉得这非常有用，因为一个人要在一生中变得非常富有，哪怕收入一直不算高，关键只有三件事。

第一是花得比赚的少，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要。查理·芒格说，如果你长期花得比赚的多 5%，你的一生会极其痛苦；但如果你花得比赚的少 5%，或者少 10%，你的人生会非常富足。差别很小，结果却可能是天壤之别。花得比赚的少，这非常重要，我希望高中能反复强调这一点。

第二，把存下来的钱放进低成本的指数基金，这也是很好的主意。你不需要懂怎么选股、怎么找好投资，买一只低成本指数基金就行，印度有很多这样的产品。

第三是跑道的长度：越早开始、越早把钱存起来，越重要。几十年后你会往右看、往左看，发现你把所有同龄人都远远甩在后面，生活很美好。我真希望这些基本功是世界各地高中的核心课程，可惜并不是。

普尔维：好，先生，下一个问题。在还有其他投资选择的情况下，您怎么看投资自己这件事的价值？比如我在实习，能拿到一笔津贴，您会建议我去提升自己，还是去买些证券？另外，您是否觉得人们对自我学习的估值偏低，因为它的回报不像金融投资那样有那么多显眼的例子、能带来可观的利润？

投资自己与每天更聪明一点

帕伯莱：通常来说，投资于提升自己会带来最大的回报，尤其是在人生很早期做的那些投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追随你的热情。一个人不该因为读 MBA 能提高薪酬、能打开更多机会就去读；只有当他对管理、投资，或者对商业和产业本身真有热情时，才该去读。

年轻时要看清自己一生的使命是什么，这并不容易；越早花时间去弄清楚自己是谁、什么让你兴奋、什么让你不兴奋，就越重要。我觉得一些线索会自己浮现：也许在高中，你对某些课、某些科目很兴奋，对其他课就不那么兴奋。那就开始把更多时间花在让你兴奋的事情上，开始往那个方向想职业等等。我认为自我学习极其重要。

回看我本科的计算机工程学位，我能想到的、对我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课只有两三门。一门是我选修的公开演讲课，我很喜欢，那门课上得非常好。我当时在公开演讲和技术写作之间抛了枚硬币，结果公开演讲太好了。我想说的是，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这么做，因为当我们读完正式学位，5 年、10 年、15 年后回头看，你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很少能在现实世界里用得上。

真正在现实世界里帮到你的是：每天睡觉时都比醒来时聪明一点，把阅读变成一辈子的习惯。这就像复利。10 年、15 年、20 年后会发生什么？你往右看、往左看，同龄人被你甩得很远，你走了很远。你之所以走远，不是因为你冲刺得快——这更像马拉松而不是短跑——但那段距离每天都在拉大，而且你还在享受这个过程。所以我说，通过正式学位和自我学习投资自己。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有限，尽量把它用好，尽量享受这段旅程。

萨马尔特：先生，我想追问一句。您说我们每天都该变得更聪明，找到自己真正的使命、找到驱动自己的东西。但您认为人应该为了做而做某件事吗？还是像您说的，内在的动机和倾向应该驱动我们所有的努力？我问这个，是因为在规划职业生涯时，有些选择和机会能让职业发展走上快车道，但它们的核心对个人成长其实是空洞的。您认为这些机会值得追求吗，还是您只会建议“每天变得更聪明”这条路？

帕伯莱：现实中有很多实际约束：我们读学位的时候，对修什么课、遇到什么教授、哪门课有意思、哪门课没意思，其实没多少选择。很大程度是碰运气。我们在那里没有多少选择权，唯一的选择是要不要读这个学位。所以尽量让这个学位和你感兴趣的东西靠近一些。

除此之外，我认为只要你顺着自己的好奇心走，就会通向很好的地方。我一直发现，当我对某件事好奇、一头钻进兔子洞去弄明白它的时候，很多时候回报极其丰厚。我进入投资这一行，只是因为我在一趟飞芝加哥的航班上随手拿起一本讲投资的书来读。我是随便拿的。我从没在金融行业工作过，也没有金融学位。就是那本书把我带进了一个兔子洞，读了别的书、别的文章、别的文字。我认为追随你感兴趣的东西、并且尽你所能追到底，这很重要。

Dhandho 与 jugaad

萨马尔特：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先生。您推崇 Dhandho，说它是一种做生意的方式，一门保证有上行、而没有下行可能的生意。另一个让我着迷的词是 jugaad（凑合式的土办法）。我想请教您，您认为 jugaad 对一个创业者、对创业者的旅程有什么意义？

帕伯莱：我觉得印度这个词 jugaad 很难直接翻译，但你们大多数人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生活里的“取巧”很重要。当我在看某门生意或某个行业时，数据集非常大。看一个行业时，信息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会让人望而生畏。但重要的是，你必须找到那三四个会决定大部分结果、决定这笔投资或这门生意成败的关键因素。jugaad 和各种取巧的办法，很多就出现在这里。你要对“能不能加速这个过程”保持敏感。

你可以走基础路径：读大量历史年报、读大量历史会议记录，看公司过去说过什么，读行业报告，读竞争对手的年报。这些东西日积月累，会在你脑子里形成一幅图景：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有时候读到别人写这家企业或这个行业的文章，能加速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已经消化了大量事实。这可以加速学习，但你要小心，确保你读的是对的东西，或者把对的东西放进了对的分量里。

我要说，投资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一个很大的数据集开始，最后要得到的是两三个、三四个刻在脑子里的因素，它们会推动结果，以及这些因素为什么会、为什么很可能朝某个方向走。投资的一个现实是错误率很高。即使我们做了所有这些，因为企业本身是不确定的，我们可能有 30%、40%、50% 的时候就是错了，这没关系。我们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但如果你有一半的时候是对的，而且你能拿住，结果就会很好，没问题。

留在印度，还是出去

普尔维：谢谢您，先生。作为一个全球投资者，您看到的印度故事是什么？您为印度人民设想的未来是什么？如果有人因为可能有更好的前景而想定居国外，您大概会对他说什么？

萨马尔特：我再补一个：如果当年您留在施里拉姆、没有去美国，您觉得您的人生或职业会是什么样？

帕伯莱：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再回到普尔维的问题。我在印度读高中时换过很多学校、搬过很多地方，但我可以说，我的同学、我们那一代人成长时，没有人想过自己一生中会有任何一段时间生活在印度之外。那基本不在考虑范围内。当时的想法就是读完大学。

我和很多高中同学失去了联系，后来有了 Facebook，几十年后我又和很多人重新联系上。我注意到，我读过的不同学校里，超过一半的同学最后都去了印度之外，比例非常大。这我没想到，但确实很多。我想部分原因是：如果我当年进了施里拉姆，大概会发生的是，我八成会进 IT 行业，因为它增长太快了，很多人都在读 IT 的文凭课程。然后是一大波人去美国，因为印度之外冒出了大量 IT 工作。所以很可能我最后的轨迹是很多年后去了美国，走的路和现在略有不同。

看今天的情况，情况有点不一样了。七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IIT 每年送出大批毕业生的时候，印度就是没有多少机会，很大一部分人去美国读硕士，然后留在那里。我认为今天印度的机会集已经完全不同，非常可观。很多跨国公司来到印度，很多印度公司成长了很多，在运营和提供的机会上都是世界级的。

与此同时，看美国，它的移民状况一团糟：拿工作签证来的人，至少纸面上看，排期和等待名单算下来，可能要 70 年、80 年才能拿到绿卡，这太荒唐了。美国最大的优势之一，一直是它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是这些人才把国家建起来的。我希望美国能修好它的移民制度。加拿大的制度好，澳大利亚的制度好，新加坡的制度好。很多其他国家正在得到美国正在失去的东西，从我的角度看这很不幸。

从印度的角度看，我认为做这个决定最好的方式，是看生活方式、家庭，看你个人的偏好和抱负。印度有很多机会，印度之外也有很多机会。到这个阶段，就看个人偏好什么了。

脾气、泡沫与英伟达

萨马尔特：先生，我想回到青年投资这个话题。您认为行为金融对刚开始投资的青少年是不是更重要？我觉得投资的技术层面——比率、分析财务报表、估值——这些最终都能学会。但在青年时期，把投资的脾气（temperament）刻进骨子里是不是更重要？如果是，您认为年轻人该怎么学习投资心理学？

帕伯莱：这里有一条很大的分界线。一个人只做被动投资者、只买指数基金，也可以做得极好：他永远不需要研究企业，最后的结果也会很好。但如果你决定跨到另一边，要分析企业、琢磨投资、买股票等等，那是完全不同的游戏。我认为那个游戏需要一些时间去掌握，而掌握它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在自己背上中箭。随着你投资、犯错，你应该努力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也应该努力从别人的错误中学到很多。

当你从被动投资、指数投资转向主动管理时，第一步必须有一个框架。框架最前面的几块是：你的脾气说你该持有多少只股票？5 只、10 只、20 只还是 30 只，你舒服吗？这必须契合你的性情。第二，投资的很多方面是教不会的，它们是内在特质，要么有、要么没有。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个频繁进出的交易者，一天之内买卖好几次，你可能很难把他改造成一年买一只股票、然后持有 10 年、20 年、30 年的人。

我认为了解自己的性情、了解自己的天分、舒适度和风格很重要。你先从一些基线开始，然后读遍你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巴菲特和芒格说过、写过的所有东西，以及所有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的内容，这些都在 buffett.cnbc.com 上，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几百小时史上最伟大投资者的视频。那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去搞清楚你的框架应该是什么。行为金融和量化那些东西，会自然而然地各就各位。一旦你有了一个能用的框架，你需要形成一套适合你、对你有效的东西，然后从那里出发。

普尔维：就这个话题追问一句，先生。如果让您用百分比来说明投资者犯错的原因，多少是因为性情或情绪，多少是因为选股本身，您觉得这个比例会是多少？另外，投资者是不是亏得更少——我不是说赚得更多——当他们不在意投资的时候？

帕伯莱：抱歉，你能重复一下最后一句吗？

普尔维：好，投资者不在意的时候会亏得更少吗？

帕伯莱：不在意的时候？

普尔维：是的。

帕伯莱：我认为投资错误率高，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倾向于把当下的情况外推到无限远。比如美国有家叫英伟达（NVIDIA）的公司，它刚突破 1 万亿美元市值，今年五六个月涨了将近 200%。英伟达是家伟大的企业，处在 AI 热潮的正中心，很多人认为它会做得很好。我在英伟达没有任何仓位，我也不是在建议你们去买这只股票，我只是拿它举例。我要说的是，英伟达周围有大量的亢奋情绪；如果你真去做一个贴现现金流模型，看它今天的盈利，再对 3 年、5 年、10 年后的盈利做预测，然后折现回来，我认为很难为 1 万亿美元的市值找到理由。你很难构造出未来 10 年能超过这个数的现金流。我不知道英伟达会怎么样，我只是说，我在股票市场注意到的是，它在恐惧和贪婪之间大幅摇摆，有时会变得非常过热、非常贵，另一些时候又会非常低迷。因为这是一个拍卖驱动的市场，价格由投资者的情绪决定，而现在市场对英伟达的情绪非常正面。

它是家伟大的企业，但 2000 年初的微软也有过类似的情绪。我记得 1999 年我成立基金时，最早的一批投资人里——大概是我前 20、30 位投资人之一——有一位印度人，他在微软做到了相当高的位置，早早就退休了，是微软非常早期的员工，和比尔·盖茨很熟。他投了帕伯莱投资基金，然后跟我说：“嘿，你哪天要是去西雅图，我可以给你介绍一批微软的现员工和前员工。这些人很有钱，手里有很多年前发的股票期权，有些人可能会有兴趣投你的基金。”帕伯莱投资基金当时非常新，资产大约 200 万到 300 万美元。我说：“哦，我后天正好要去西雅图。”他说：“那太好了。”他带着我在微软走了一圈，介绍我认识不同的人。

后来有不少人真的投了我。但我跟见过的很多人说，他们的生计来自微软，他们大部分净资产就是微软的股票，或者是微软发给他们的期权。而我看 2000 年初微软的市值，超过 6,000 亿美元，是当时全球市值前三的公司之一。当时市值最高的三家是思科（Cisco）、微软和通用电气（GE）。这三家没有一家会是好的投资。如果你把资金三等分投在这三家上，通用电气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微软此后 13 年再也没见到过 6,000 亿美元的市值，经历了巨大的回撤，6,000 亿跌到我看不足 1,000 亿。那是巨大的回撤。它现在的估值高得多，做得很好。但我认为从 2000 年到 2012、2013 年，那是一段非常颠簸的旅程，我不知道有谁能一路拿住自己的股票。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今天看英伟达的处境，在我看来和当年的微软押韵得厉害。当时它就是蓝筹中的蓝筹，靠着经常性收入，Word、Windows、Excel，你怎么可能离得开这些东西？

投资的另一件事是：没有“三振出局”。这是棒球术语，你可以放过很多好球，不会被罚。只有当你挥棒去打的时候，才可能被罚。如果我不投英伟达，而它 10 年后成了 10 万亿美元的公司，我什么也没损失。是的，我没赚到那 10 倍，但重要的是我投了什么、那些东西后来怎么样了。英伟达几年后可能是 10 万亿，也可能是几千亿甚至更少，我们不知道。

错误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试图预测一家企业未来的轨迹，而企业未来的轨迹有太多未知和变量：一位优秀的管理者离开，或者来了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政府监管变了；某些关税原本挡住了海外竞争者，后来关税取消了。有公司内部的因素，也有公司外部的、竞争对手的因素，都会影响未来的结果。当我们看着一家企业说“哦，我觉得 5 年、10 年后它值今天的 3 倍”，这个练习按定义就是高错误率的。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总的来说，我认为要有很重的悲观成分——投资是一门有趣的艺术，你同时既要是悲观主义者，又要是乐观主义者，脑子里同时装着两种想法。如果你能做到，结果会相当不错。

普尔维：先生，您认为投资是一个有特权的概念吗？您认为投资还有进一步民主化的空间吗？如果可能，您认为应该怎么做？

帕伯莱：投资领域的进步，比如我们现在可以用手机交易，应用程序做得相当好，摩擦成本非常低。在美国，交易可以零摩擦成本，不想付佣金就可以不付。表面上看这些都是好事。但实际上，对投资者帮助最大的会是巴菲特那张“20 个打孔位”的规则。巴菲特说，如果你一生只被允许买 20 只股票，你每买一只都会很谨慎，因为现在只剩 19 个孔，然后剩 18 个。

我认为交易的便利和摩擦成本的降低，对投资者可能反而产生了负面影响，因为它们提高了进出仓位的倾向。如果有一条“20 个打孔位”的规则，投资者会受益；如果有一条规则说，你投资一家公司后至少五年不能卖，那会帮到投资者。这有点反直觉，但如果你让活动慢下来、把决策数量减下来，投资者会受益。

中国、人口与宏观

萨马尔特：我想稍微聊一下中国。瑞·达利欧（Ray Dalio）在《变化中的世界秩序》（The Changing World Order）一书里阐述，他认为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取代美国。我听过您几期访谈，您解释过为什么退出阿里巴巴（Baba），但我想知道您从地缘政治角度怎么看这个论点。撇开投资不谈，您认为这会在哪怕一点点程度上成为现实吗？

帕伯莱：我认为做投资时，你最好把注意力放在企业上，不要花很多时间去琢磨地缘政治。八十年代初有过一段时间，人们预期日本的 GDP 会在某个有限的时间内超过美国，因为它增长得那么快，结果日本经济停滞了。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那台看似奇迹般的经济巨兽，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预测的那样走下去。

中国跑出了一段壮观的行情。就 1970 年代以来让多少人脱离贫困而言，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成果确实惊人。印度在这方面只是中国成就的一道很小的影子。如果印度未来几十年能做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会认不出印度，那会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到处都会像迪拜一样。我认为这类轨迹并不容易看清楚。

中国现在面对的一个负面因素是人口负增长，这对各国政府都是难题。一对夫妇平均要生 2.1 个孩子，人口才不增不减。日本长期低于 2.1。事实上过去几年，比如去年日本死了大约 160 万人，出生 80 万人，一年净减少接近 100 万人，下降速度非常显著。韩国更极端。日本每对夫妇平均生育的孩子大约 1.4 个，远低于 2.1，已经相当低；韩国不到 0.8，这个数字低得惊人。日本的人口年降幅不到 1%，韩国则会远超 1%。

这三个国家——包括中国——历史上都非常不愿意引进移民，尤其是日本和韩国。我觉得日本人现在开始在这个问题上转变；我猜韩国人的顾虑是，同质文化会被破坏，这是个合理的顾虑。一个国家的公民有权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未来。至于中国，我不知道政府那些让更多夫妇多生孩子、甚至只是让更多夫妇结婚的政策效果如何。现在连在韩国，让人结婚都是个大挑战，非常难。养孩子的成本一直在涨。

美国的一个了不起之处在于——其实对发达经济体来说，人口还在增长是反常的。一般来说，当人均 GDP 显著上升，进入发达文明，女性进入职场，有了很大的独立性和平等权利，自然的结果就是出生率下降。美国却惊人地把出生率维持在 2.1 以上，现在大概正好在边缘或以下，但那是在算上移民之后。如果没有移民，美国的人口会下降，出生率低于 2.1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把移民加进来——我来美国的时候是 40 年前，那时全国大约 2.5 亿人，现在已经接近 3.35 亿，40 年增长了 30% 多，这很棒。

我的总体看法是，当你投资于人口下降的经济体时，大多数企业都会遇到逆风。你要么得有一个大多数人没有的“更好的捕鼠器”，因此会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来买你的产品，比如英伟达的产品；要么你得是出口机器之类，利用本国的资源，但你真正的市场在全世界。如果你是一家面向国内、处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里的标准消费品公司，你会面对很大的逆风，因为你的市场在萎缩。

说了这些，我认为人还是最好把注意力放在微观而不是宏观上。比如我在阿里巴巴上的那笔投资，就是个错误，那笔投资走得不上不下，因为政府做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我大概本该更留心一些。但就像我说的，当过去的环境在很长时间里一直那么温和时，这类事情很难预测。我们总会遇到这种事，总会遇到因为各种原因而不成功的事。就像我说的，40% 到 50% 的错误率是常态。沃伦·巴菲特买企业也会有 50% 的错误率，而他已经是顶尖中的顶尖。即使在阿里巴巴上犯了错，我仍然主张高度聚焦于核心业务，而不是去琢磨一大堆宏观的东西。

ESG、风投与 IPO

普尔维：先生，您在某一期访谈里说过，如果没有人类，就没有问题。虽然那是在另一个语境下说的，您认为这句话是否也适用于投资这件事，更具体地说，适用于资产管理行业？

帕伯莱：著名数学家帕斯卡说过，人类所有的不幸都源于他无法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里什么都不做。我想模仿帕斯卡说一句：投资经理所有的决定、所有的痛苦，都源于无法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里什么都不做。

我爸以前说，要过好一生，只需要一个好妻子和一个好朋友。少即是多，质比量重要。我认为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非常值得。如果我们和几个比我们强得多的人有很好的关系，那我们花很多时间维持的那些平庸的关系，甚至可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这里有一种引力：和比我们强的人混在一起，我们会变强；和比我们差的人混在一起，我们会变差。应该非常刻意、非常用力地让自己去和比我们强得多的人做朋友。我认为长期来看这会带来很好的结果。

好消息是我们不需要很多这样的人，数量很少反而更好。这就是该走的路。总的来说，我的人际接触越少，我觉得自己越快乐。但对某些人，我非常享受和他们接触，也很乐意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

萨马尔特：先生，我今天读到一篇文章——其实是马斯克今天发的推文——文章显示，标普全球（S&P Global）给特斯拉的 ESG 评分比万宝路母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国际（Philip Morris International）还低。我想知道，您认为 ESG 的内在意义是什么，无论从回报还是社会影响的角度，特别是当某些工作和 ESG 的次要方面，把一家企业真正的商业影响遮蔽起来的时候？

帕伯莱：我觉得那些“抱树”的环保主义者有点疯了，他们对生活没有平衡的看法。比如煤被当成一句脏话（four-letter word），用煤的人是坏人，挖煤的人是坏人。现实是，如果没有钢，我们就不会有文明；而没有冶金煤，你根本不可能以合理的成本、合理的价格生产钢。如果环保主义者真的把冶金煤开采全部关掉，文明就会终结。

我不花很多时间去想 ESG。我认为，是的，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是的，我们应该照顾好它。但就像查理说的，答案不一定总是“禁止”，答案也可以来自先进的工程和其他办法。比如现在有人在研发从空气中捕捉碳、再把它封存到地下的技术，这些技术今天已经在运转，非常昂贵，但值得投入，值得把成本曲线压下来。

作为一个文明，我们可能很难把排放降到零。我认为飞机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里都会用化石燃料，因为像电动飞机这类真正可行的替代方案还不存在。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这个物种确实会影响环境，而答案可能来自先进工程，用它们抵消那些负面影响。我对 ESG 那一套是半信半疑的，因为我看到太多荒唐的做法，它变得非常政治化，还会产生各种奇怪的结果：特斯拉是坏公司，而某家炼油厂或石油生产商是好公司。这挺奇怪的。

萨马尔特：先生，我想问一个和风险投资有关的问题。您认为私募股权或风险投资公司的成功，是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之上吗？我这么说，是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多数机构（不是全部）而言，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意思是，私募资本只关心一件事，就是估值。至少最近一段时间，IPO 之前的估值已经热到不能再热。私募股权玩家本质上已经赚到了钱，可当这些公司上市时，风投讲的那套强有力的叙事又流到了公开市场。我想说，散户可能被这套说法洗了脑，最后投进去才发现价值是被抬高的，甚至根本不存在。您怎么看？

帕伯莱：我要说，一个得到糟糕结果的投资者，只能怪他自己。没有人拿枪指着他的头，逼他买 X、买 Y、买 Z。投资这件事里有很多“蛇油”，有卖蛇油的人、投资银行家、承销商等等，他们会把东西带到公开市场，包装得让人兴奋。这个故事我们看了一百年了。作为投资者，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一切筛一遍。投资者可以用的一条简单规则是：不投 IPO，也不投任何上市历史不足 5 年或 10 年的企业。只要加上这个筛子，卖蛇油的人就被筛掉了，他们的推销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不认为风险投资是邪恶的，也不认为它是零和游戏、是在从别人那里拿钱。我认为风投为社会提供了真正的服务。我也认为风投是一门极难做好的生意。你看硅谷或风投机构的历史回报，前四分之一的机构和后四分之一的机构之间差距巨大。如果你不在硅谷前四分之一的机构里，你的结果会很糟糕，因为在风投里，项目流（deal flow）很重要，而项目流最终会流向那些有品牌的人。

我有好几位风险投资人是我基金的投资者。比如其中一位跟我说，如果他们能拿到红杉基金（Sequoia）垃圾桶里的东西，他们的业绩会非常惊人。他说：“如果我们能看一看红杉拒掉的所有项目，我们会做得非常好。”不是红杉投的那些，而是红杉拒掉的那些。因为他的公司没有品牌，那些项目根本不会出现在他门口；出现在他门口的项目，和出现在红杉门口的项目比起来，简直没用。如果你是红杉、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或者 Y Combinator，你能挑最好的苗子，你成功的机会很大，因为你会拒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你很可能会对少数真正卓越的东西说“是”，而那些东西大多数人根本看不到。

我认为风投作为一个群体，为社会提供了巨大的服务。他们为那些没有规模化路径的创业者提供高风险资本。当然，风投、投行和私募股权玩家的本职工作，就是尽可能把那头“猪”打扮漂亮，在某个时点把它带到公开市场，好让自己退出。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持高度怀疑；只要我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就没事，而他们也应该被允许做他们的工作，他们也会没事。

与比尔·盖茨的一顿晚饭

萨马尔特：非常感谢。如果您同意，我们今天也许可以用一两个观众提问来收尾。

帕伯莱：当然。

萨马尔特：我们有一个来自阿里亚曼·塞西（Aryaman Sethi）的问题。他问：“您认为微软、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会主导 AI 竞赛，还是创业公司会领跑？”

帕伯莱：这是个好问题。有时候我必须掐自己一下：今年在奥马哈，我碰巧在一场小晚宴上被安排坐在比尔·盖茨旁边，吃了两个半小时的饭。我跟他天南地北什么都聊，我们进行了一场很长的一对一深入交谈，我这辈子都没想到会有这种事。他大概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是谁，大概也早忘了那次谈话，但这没关系。

我只想说，我对他有过一个印象，也看过他的经历等等。他确实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头脑和商业领袖之一。我跟比尔玩了一个游戏。我说：“比尔，我说一家科技公司，你告诉我你会做多、做空，还是中性。”结果我在这儿就不讲了，但我跟他过了一遍英伟达、AMD、谷歌、Salesforce 一大堆名字，他就是连珠炮一样给我答案、给我展开讲为什么。他在各种话题上的知识广度和深度，甚至超出技术领域。我们花时间聊了核反应堆，也聊了印度的厕所。他就是那种吸收了大量数据、而且大脑能综合很多东西的人。

我要说，他现在并不经营微软，他和萨提亚（Satya）有不少互动。但我要说，这类“谁会赢得 AI 竞赛”的问题，在我看来都落进“太难”那一堆。如果让我投资，我心里有个方向，但不在这儿分享。不过我要说，如果你本来就是微软的股东，我会继续持有那笔投资；如果你今天想买微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买，会不会为一家了不起的公司付一个昂贵的价格。我骨子里是个吝啬鬼，很难为东西付高价。是的，我认为这类“谁会赢得 AI 竞赛”的问题，我更喜欢投资里那些更简单、答案成功概率更高的问题，而不是这种蓝天式的空想。

萨马尔特：先生，我想最后一个问题，也许是个更简单的问题：我们该买哪只股票？不，我开玩笑的。我们很想再回答更多问题，但时间不够了，所以就到这里，交给普尔维。

普尔维：先生，我们想表达由衷的感谢。感谢您用宝贵的见解和专业知识，让这场活动如此成功。您今天到场，确实让我们收获很多，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来和我们在一起，用您多年经验积累的知识丰富我们。我也要感谢我们的负责老师，她总是让我们能更好地学习。最后，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你们是非常棒的听众。我们相信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精彩的活动。非常感谢大家，晚安。

萨马尔特：谢谢您，先生。

帕伯莱：谢谢。和你们相处真的非常愉快。我很喜欢你们提问的方向和你们问的问题，和我做过的很多其他访谈都不一样。当 SRCC 的你们邀请我来做这场交流时，我特别兴奋，现在你们能明白为什么了，因为 41 年前我就在那个校园里，那非常有趣。非常感谢，和你们所有人相处很棒，回头见。谢谢。

萨马尔特：非常感谢您，先生。

普尔维：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