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对话 UCLA 学生投资基金：从八个朋友到一只基金

2020 年 11 月 5 日，帕伯莱以线上方式出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生投资基金（Student Investment Fund）的分享会，先讲自己创办基金的经过，再回答主持人和学生的提问。主持人：杰米（Jamie）。

杰米：感谢大家到场，也谢谢莫尼什。几年前我有幸现场听过莫尼什演讲，他讲完之后我跟着他上了地铁，在地铁上聊了几句。那次是在哥伦比亚商学院的投资人会议上，那个会一向办得很好。今天能把他请到线上来，我特别高兴。莫尼什大约 21 年前创办了帕伯莱投资基金，此后把公司管理的资产规模做到了约 5 亿美元。他的故事，他自己可以讲得比我详细得多，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莫尼什和沃伦一样，不收资产管理费，只收业绩费。这件事查理·芒格几年前在每日期刊公司的股东大会上专门提过。如果按行业标准的“2 加 20”收费，他每年大概能收 1,000 万美元的费用。但他更愿意让业绩说话。我非常期待接下来的对话，相信大家也一样。莫尼什，能不能先谈谈你当初是怎么发起这只基金的？我知道学生投资基金里有一位成员正在筹备自己的基金，他一定能从你的经验里学到很多，也很想听听你对今天想发基金的人有什么建议。

帕伯莱：没问题。杰米，很高兴来到这里，能“虚拟地”待在 UCLA 校园里感觉挺好。我上一次去 UCLA 校园，好像是在罗伊斯礼堂（Royce Hall），看拉塞尔·彼得斯（Russell Peters）的演出。你们当中来自南亚、眼光比较尖的少数人可能知道他。他是南亚裔喜剧演员，在多伦多长大。要是没看过他的东西，可以去 YouTube 上听听。总之很高兴来这里，也很高兴再见到你。这回我们不像当初在地铁上那样赶时间，这挺好。

用朋友、家人和傻子起步

帕伯莱：说到发起基金，我的路径有点不一样：我从来没在资产管理这个行业工作过。我是计算机工程师出身，90 年代中后期在经营一家 IT 服务公司。我第一次听说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是在 1994 年，我想。那是一次转折。读到、学到他们的东西，我整个人被震住了。是他们让我走上了用自己的钱做投资这条路。1994 年我卖掉了公司的一小部分，交完税手上有大约 100 万美元——那是我平生第一次银行里有现金，可以这么说。

我对自己说，就拿这 100 万美元，按巴菲特和芒格的原则去投，看看自己究竟能做成什么样。结果真的很好。当然，那时候正赶上 90 年代中期一场狂飙的牛市，那轮牛市最后演变成一场超级泡沫，泡沫在 2000 年 3 月破了。但在那段时间里我做得非常好，从 94 年到 99 年前后，大概每年超过 70%。我心里想，莫尼什，干得不错，我就知道你能做成这件事，诸如此类。

那时候我有几个朋友，每次见面，只要我已经建了仓，我就会告诉他们可以买哪些股票。有几个人真的照我说的去投了，他们自己也赚得很好。于是我们成了更好的朋友。1999 年初，有一批人来找我，说希望我替他们管钱。他们大概是这个意思：某个人身家两三百万美元，我让他买点什么，他投进去 1 万美元，这笔钱翻了三倍，但对他的身家来说根本不影响什么。而且有时候我们一阵子不见面，他们自己买了东西，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他们说：“这样吧，我们每个人拿 10 万美元出来给你管，你替我们管这笔钱，我们就不用再打听什么股票消息，也不用操心这些事了。”我想了想，我担心的是不想让他们亏钱，因为他们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不希望这件事对友谊有任何负面影响。我也没把它当成一门生意，只当成一个爱好。我说，如果我要管这笔钱，我希望按巴菲特当年合伙基金的形式来做。巴菲特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那些合伙基金，基本上是不收管理费的。后来他的条款是 0/6/25：每年有 6% 的门槛收益率，超过 6% 的部分他拿 25%，投资人拿 75%。我跟他们说，我想按这套规则设一家有限合伙。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说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钱我们给你。他们并不真正理解我想做什么，也不关心这些。

我去找了一位完全不懂投资基金业务的律师，带了几页斯坦（Stein）那本书——我复印了其中几页，讲的是巴菲特的收费结构。我跟他说：“帮我按这套规则设一家有限合伙。”他并不是证券法律师。后来我又花了几千美元，去修补他做得不太对的地方。不过船最后还是摆正了。

另外我当时还做了一件事：因为不想让朋友亏钱，我给他们做了本金担保。我给了他们个人担保，保证本金不会损失；而且不止本金，还保证每年至少 6% 的收益。本金保底，6% 也保底，超过的部分才是基金实际赚到的。基金就这么开张了，我之所以敢担保，还是那句话：我不希望这批人受到任何负面影响。1999 年时我个人身家大约 1,000 万美元，因为每年 70% 是会累加的。我心想，我有 1,000 万美元，而我要担保的基金只有 100 万美元，这根本不是问题。我的意思是，就算事情不顺，我也兜得住，对吧？

基金跑起来了，第一年我们就涨了 70%——在我听来，这就是那个神奇的数字。

对，扣费之后大概涨了 70%。基金 1999 年 7 月成立，第一个完整年度到 2000 年 6 月 30 日结束，这期间纳斯达克已经开始崩盘、一路下跌。把这一切都算进去，我们还是正收益，因为我完全绕开了泡沫。我知道有泡沫，而且我们在基金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被它卷进去。这么说吧，我们一股 pets.com 都没买过，就这么讲。

市场一路下跌的时候，我们的业绩反而非常强，于是更多投资人想投进来。他们又告诉自己的朋友，说有个人给了本金担保、还保每年 6% 的收益。其他人也感兴趣了。我意识到，我想把这件事正式做起来，而不是当成一个副业爱好。我那时已经把 IT 公司处理掉了——那门生意我并不太有兴趣。但我跟自己说，如果要扩大规模，就不能有这些担保之类的安排，它没法规模化。我去找合伙人说：“听我说，我想继续加投资人、把规模做起来，所以得把担保去掉。”他们说我们喜欢担保，真的不想去掉。

我说，那我就没法再拉新人进来，否则就会出现两类不同的投资人。我说，这样吧：我把这只基金关掉、清盘，再开一只新基金。新基金和这只一样，但没有本金担保。他们都说好。等我把基金关了，他们全都转到了新基金里。他们本来不愿意放弃担保，但一旦没有选择，所有人也就都上了船。我心里也舒服，因为他们已经赚了——账面上已经有相当可观的浮盈。

基金就是这么起步的。刚开始我有 8 位投资人，一年后变成 17 位，大概创办两年后有 25 位，之后就一直往上走。我很仔细地研究过巴菲特的路径，因为他一开始也真的只是找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后来随着他交出越来越惊人的数字，投资人的基础才慢慢扩大。帕伯莱投资基金一开始是个爱好，然后才真正跑起来。

如果今天有人要发基金，我会说：如果你起步的资金不多，其实你几乎没有什么开支——不需要办公室，不需要员工，什么都不需要。我头一年半是在自己家里管的这只基金。之后我在太太的公司里租了一个房间，从她那儿租了一间小办公室，还请了一个兼职助理，大概每周工作 10 小时。房租可能 400 到 500 美元，工资支出也很小。开支非常低。

不过今天起步，你确实要先垫一笔设立基金的前期费用，因为最初没有投资人，文件、法律费用这些都得你自己先出。你可以做的是把这笔费用摊到比如五年里，让基金慢慢还给你。假设你花了 2.5 万美元办各种法律文件，你可以让基金每年还你 5,000 美元，等于把这笔钱分摊给投资人。

关键是在最开始，你必须把重点放在朋友、家人和傻子身上，尤其是傻子。然后等你跑起来，如果你业绩好，这批投资人多半会愿意给你更多钱管，也会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的人。这就是我建议的起步方式。

从“打折的饼”到“成长的饼”

杰米：说得很有道理。回头看这 20、21 年，你显然经历了投资环境很大的变化。你刚管基金的头几年，估值倍数可能大幅收缩，后来又扩张，中间还夹着一场金融危机。能不能谈谈你的投资哲学怎么变了——或者不叫哲学，而是你现在找的东西、你现在投的东西，和 10 年前、20 年前有什么不同？

帕伯莱：这是个好问题。其实 94、95 那两年，我经历了巨大的学习和成长。第一次听说巴菲特和芒格的时候，那感觉就像对着消防栓喝水。你手上有伯克希尔历年的信、有合伙基金的信，还有陆续出版的巴菲特传记。那时候我学到、成长了很多。

94 年前后，因为我自己在经营一家科技公司、背景是技术，所以组合里很大一部分是软件和科技公司，因为我懂那些，我很熟悉它们。那时候我的做法，在很多情况下是“设好就不管”，也就是买入并持有；有些公司因为增长引擎太强劲、看得太远，我几乎觉得买了就不该卖。

90 年代中期我投过两家公司，后来都成了百倍股。百倍股对你的健康和对你的财富都很好。其中一家在印度。我在印度开了个证券账户，在印度只投了很少的钱——100 万美元里大概只有 2 万美元进了印度。

其中一笔大约 1 万美元的投资，是一家叫 Satyam Computer Services 的公司。我很了解那批人，因为在美国我和他们有共同的客户，我跟他们打过交道，非常佩服他们做事的方式。我看这门生意的时候，它的交易价格低于它在海得拉巴（Hyderabad）拥有的那些房地产的清算价值。市场甚至没有给它那门每年增长 50% 的生意任何估值——那简直是坐火箭。那是非常好的生意，因为来自美国《财富》500 强公司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是经常性的。我心想，哇，这低估得太深了。

我当时不确定印度的外汇汇回法规会怎么执行，等等。总之我下了 1 万美元的注，这笔钱最后大约是 140 倍，变成 140 万美元左右，非常棒。其实我本来没打算卖。但 2000 年——他们在 99 年分拆出一块 .com 业务，那块分拆出去的业务拿到了荒谬的估值，他们自己的股票也因此被抬得很高。我 2000 年再看的时候想，这估值太荒唐了，虽然我本来还想再拿一阵。

我说这太极端了，就卖了。我基本上是在顶部之后两周内卖掉的。之后它跌了大约 60%、70%——这仍然是一笔伟大的投资，但远不如我们实际拿到的那么多。

那时候还有一家在波士顿的公司叫 CMGI，它在不断孵化 .com 公司。它们像个孵化器，孵化出来的公司陆续上市。我知道互联网会很大，也知道其中有些公司会成功，但我不知道是哪几家，而且我不愿意为这些公司付钱。我觉得买 CMGI 就像今天投腾讯或阿里巴巴——这些公司在自己孵化出很多很多公司。当然区别在于……我想两种情况都一样，连亚马逊也是如此：这些公司往墙上扔很多东西，大部分粘不住，但有些粘住了，一旦粘住就做得非常好。我对 CMGI 的看法是，我在 90 年代中期以相当便宜的估值买入，然后它在接下来几年就疯了。

那笔其实是 10 万美元的 10% 仓位，后来变成 1,000 多万美元。那是好日子。但等到 99、2000 年基金成立时，我能看到泡沫，也能看到这些估值相当疯狂。那时候市场分成两半：一半是这些疯狂狂热的倍数，另一半是像伯克希尔这样没人感兴趣的无聊公司。纳斯达克见顶的那天——我想是 2000 年 3 月 6 日或 3 月 9 日——正好是伯克希尔跌到多年低点的那天。纳斯达克冲向 5,000 点的时候，伯克希尔大概从 70,000 跌到 40,000，跌了很多。那时候如果你愿意去看那些不性感的生意，你可以用很便宜的倍数买到，尽管市场一片狂热。

我觉得现在有点类似：市场里有一小片在亢奋，但今天市场的大部分，我认为是偏贵的，只是可能没有贵到离谱；有一小片我认为贵得离谱；同时有很多生意，我觉得人们现在对它们毫无兴趣。

2000 年、2000 年初，我改变了风格，因为我看得出市场过热得厉害。我想买价值，因为在科技股里我找不到任何在估值上讲得通的东西。我的投资风格从你可以称为 GARP（以合理价格买成长）的东西，变成了“用 50 美分买一美元、90 美分卖掉”，并且希望这一美元本身随着时间还能变大一点。这套做法我一直用到今年。

而今年——大多数人都想忘掉 2020 年，但从学习的角度，2020 年对我来说是极好的一年，大概是 90 年代中期之后、学习密度第二高的一年。今年我最大的顿悟是：如果你有幸以合理的估值买到了一台伟大的复利机器，而且它的跑道很长，那么就不该因为它涨到 100 美分或 120 美分就放手。

过去我从来不愿意在高于内在价值——或者叫“表面内在价值”——之上持有一家公司。查理·芒格谈过这个问题，对吧？他说没有理性的办法为它辩护，但他不愿意仅仅因为自己拥有的伟大生意看上去有点贵，就把它卖掉。

比如一周前我刚见过查理，在他洛杉矶家里的露台上吃了一顿保持社交距离的晚饭。全程我都戴着口罩，离他至少 8 到 10 英尺。唯一没戴口罩的时候是我吃东西的时候，但我吃东西时其实坐在另一张桌子上。我一直确保和查理保持足够的距离，说话得大声一点，没关系。

举个例子，他说他持有的好市多（Costco）现在是 40 倍市盈率，他不会在 40 倍卖掉好市多。他也不会在 40 倍买它——不会买，但他不会卖。他说这在智力上没有正当理由：任何东西在某个价格上，要么该买要么该卖，对吧？但他说，以 40 倍滚动市盈率计，好市多对他来说绝对不是卖出。

2020 年我学到的大教训是：不要仅仅因为一台复利机器表面上看起来贵了就卖掉它，要一直持有到它贵得离谱为止，到那时候你就没法为持有辩护了。我想说，这一点我不是完全从芒格那里学来的：如果好市多涨到 100 倍市盈率，我不确定查理还会持有。他非常热爱好市多，也许 50 倍他会拿着，甚至 60 倍也拿着，但 100 倍或 200 倍可能就不拿了。

给它一点空间，基本上就是给它空间。因为如果你拥有的是跑道很长、DNA 很好的伟大生意——比如好市多这样的公司，它在中国只有一家店，对吧？20 年后，好市多在中国的生意会是什么样？也许像它在美国头 20 年那样，也许是两倍，我们不知道；也可能完全不行，开到 20 家店之后发现因为某种原因走不通。结果是分布很宽的。但这个分布里肯定有一些情形，是它在中国大获成功、开到一千多家店，在另外 20 个国家也大获成功——今天好市多进入的国家数量其实很少。对好市多来说，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给它跑的空间，只要 DNA 还在、文化还在、生意还是一家可爱的生意。

2020 年我学到的第二课是：过去 20 年我一直在找“打折的饼”，并不在乎这个饼会不会长大。

我的想法是，如果我用 40 美分或 50 美分买进一门生意，我一直隐含假设市场效率会在两三年内起作用。如果我判断对了——这生意值 1 美元，我 50 美分买入，90 美分卖出，而这个收敛在两三年内完成——那就是 20% 多的很好的年化回报。你并不需要复利机器也能做到这一点。

这套做法的缺点是：你得不断找下一个、再下一个。第二是税收这件烦人的事。更好的模式是能拿得久一些。但莫尼什的天性就是这样——他没法为一家伟大的生意付高价。很多其他投资人的天性不是这样，他们远比我有意愿、也有能力付高价。但我知道莫尼什就不是那种人，这完全没问题。所以我被限制在一个范围内：复利机器还没被认出来是复利机器，或者它遇到了暂时的挫折、估值真的很便宜，但前面确实有很长的跑道和增长。与其在它看起来定价充分时就下车——过去我这么干过很多次——这一次的想法是：留在车上，多待一会儿，只有当它贵得离谱时才下车。

我想这是一个转变。回看自己过去几年的组合，我真想踢自己一脚。事情是这样的：我曾经持有过一家中国白酒公司叫茅台（Moutai）。茅台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酒类公司，市值超过 2,000 亿美元。它的产品，一瓶的成本我估计最多不超过 5 美元，售价怎么也不止 150。当你的销货成本是 5 美元、售价是 150，而且五年后售价能到 300、十年后能到 500 甚至更高，这是多好的生意。

中国卖的茅台有 80% 是假酒，因为需求太旺。这家公司没法轻易扩大产量，因为它用的高粱、种高粱的土壤只在中国某个特定地区，能从那里收上来的耕地就那么多。而且他们真的只在秋天月圆的那一天取水，那一天取的水够用一整年。基本上一年就产一个批次，然后和上百年来的老酒勾兑。

反正这是一家非常特别的公司。我买得比较便宜，我喜欢这门生意。接下来四五年它涨了六七倍，开始显得表面很贵——倒不是好市多那种，只是二十八九倍、三十倍出头的市盈率。我下了车，然后它又涨了一倍多，而且还会继续涨。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法拉利（Ferrari）上。我投了一家叫菲亚特克莱斯勒（Fiat Chrysler）的公司，他们分拆了法拉利的股票。分拆的时候我想，公司跟投行一起定价，应该是合理的，因为他们显然想在法拉利上体现价值。法拉利上市大概在 40 多美元区间，我想是 2016 年前后。我说这看起来是很好的生意。等它开始接近 70、80、100 美元一股，按滚动盈利算开始显得贵，我说我们已经赚得很好了——而且它占我组合的比重非常大，光法拉利那部分就超过 1 亿美元——我就卖了。然后它继续涨，盈利继续涨，到今天已经又翻了一倍多。

茅台和法拉利都不是贵得离谱，它们最多只是对我这种抠门的人来说表面上看贵。这两次我都应该按兵不动，因为它们都是非凡的、罕见的生意。法拉利是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品牌之一，70 多年历史里没在广告上花过一分钱。通用汽车在广告上花多少？奔驰或宝马花多少？保时捷呢？法拉利花了零，却拥有最强势的品牌，在汽车乃至非汽车品牌里都是辨识度最高、最强势的。不管怎样，这是不可思议的特许经营权，而我当时非常愚蠢。就像芒格说的，我们老得太快，聪明得太晚。但我仍然希望自己还有 25、30、35 年的跑道。

如果我能把 2020 年的教训用上——我已经做出的一个改变是：我不再对买打折的美元钞票感兴趣，我要找的是会变大的美元钞票。饼必须是成长的饼。当然我很抠门，所以我想便宜地买这个饼，但我会拿久一些。这就是今年的改变。这意味着，在某一年里只要找到一两个就够了，机会多得是。这就是现在的做法。

卖方研究基本是垃圾

杰米：谢谢，我这边有个问题。据我了解，你大量看美国以外的公司，尤其是很多投资人通常根本不去看的地方。当你要去找那些没有活跃卖方研究覆盖、也没有其他投资人习惯看的那类材料的公司时，你的方法是什么？

帕伯莱：嗯，卖方研究大部分是垃圾。我记得我在印度投 Satyam 的时候，券商跟我说“我们覆盖这只票”。我当时在孟买，他说你要不要看一份关于 Satyam 的报告？我说好啊。他把报告给我，股票大概 40 卢比一股，报告说它值 60 卢比。而我知道，光它那些房地产的价值就是股价的两倍以上，这还没算生意本身、没算生意的增长——这门生意多年来每年增长 50%。房地产并不是这门生意的价值所在，价值在它的运营里。这些东西在报告里一个字都没有。

然后券商说，顺便问一句，你要不要见见写这份报告的分析师？我说好啊。我见了这位写报告的女士，人很好。我跟她说：“我不想否定你说的话，但我恰好就在这个行业里，我在这个行业里有一家公司，我很了解这个行业。我觉得你的报告差得远了。我认为你应该在这里写一个 600 卢比的目标价，而它现在只有 40。”

她说：“我们不能那么做。”我说：“为什么不能？我可以给你证明它为什么值这个价。”她说：“不行，我们这行的做法是，目标价不能比现价高出 30%、40% 以上。等股价涨上去，我们再往上调个 20%、30%，就这样一直加上去。”我说：“那这份报告就完全是垃圾。”它根本不进入现实。

问题是，很多分析师的报告只看很近的一两个季度，非常短期，根本不谈 10 年后、15 年后会发生什么。如果像拥有这家公司一样去看它，我们并不需要对下个季度会发生什么有精确判断。我不需要知道下个季度精确到分的结果，那是完全垃圾的数据。生意的本质是它不会走直线，它会上下波动。你真正要看的是长期轨迹，以及各种不同结果的概率。

所以，首先，卖方的东西只能当娱乐。我觉得真正有用的是去看 Value Investors Club 这样的地方，那是个好去处，因为人们在那里写的东西多少是用心思考过的。你也可以看 Sum Zero，那是要订阅的，但那里的人基本上是买方，是真的想买这些东西的人，所以那些内容可能不错。也有很多人通过邮件把想法发给我，如果思路想得够透彻，我也愿意看。

我并不是刻意要到美国以外去投资。其他条件相同的话，我更愿意在美国投资：治理好得多，通常一切都用英语，这些都让事情更容易。但我的组合最后总有很多外国公司，原因是我在这里找不到多少价值，而在别处找到了价值。我对在哪里找到价值这件事，多少是无所谓的。事实上，到海外投资的门槛更高，因为我得去见公司，得跨过语言、文化和其他问题，才能确保自己真的理解那些细微之处。

在这个环境里，我的发现是：2020 年我在美国确实找到了一家可以投的生意。因为疫情，很多东西被打下去了，所以我可以在 4 月、稍晚一点也许 5 月做点什么。但最近大部分时候，机会都在美国以外。这没关系。关键是你得确保自己圈里的生意是能干的、其他拼图都对得上，那样结果就会不错。

杰米：还有谁要问？

内在地图与外在地图

提问者：我想问一个问题。我看过你和 Edelweiss Capital 做的一期播客，你在里面谈到，人有“外在地图”和“内在地图”，这两者其实并不一致，而这也把你带上了通往帕伯莱资本的那条路。能不能多谈谈这个？

帕伯莱：好。人类不幸的一点是，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附带说明书。我想是出了个差错：本来应该在分娩之后、胎盘出来之前，先出来一本说明书，上面写着“你是谁”。这件事我跟两三位工业心理学家深入聊过，大概是 21、22 年前。他们的理论是：在我们的基因构成和我们生命头五年的经历之间，我们作为人是谁，已经被硬编码了。你六岁时是谁，你 96 岁时还是谁，完全是同一个人。从六岁到六十岁到九十六岁，不会有任何变化。他们的观点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那本说明书从来没交到你手上。

我们长大、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倾向于去迎合周围的世界，好让事情以某种合理的、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我们观察别人是什么样、别人怎么互动，然后基于那个模型，建立自己对待生活的方式。

一般来说，这种做法会导致扭曲。比如这是你的内在地图——你五岁时被硬编码成的样子；而你的外在表现可能是另一样，两者错位了。他们说，如果你错位，这不会自己变；必须让外在那层移动，去对齐内在的地图。如果你能让你外在的人格与你真正是谁对齐，你就能走得很远。这是他们的理论。

这两个人把公司命名为 Conquest（征服），取自成吉思汗。他们说，人们把成吉思汗当成一个暴君：他带着手下到一个村子，抢劫、掠夺、奸淫，然后去下一个村子，再抢劫、掠夺、奸淫，那就是那种生活方式。但成吉思汗在他所做的那些事上极其高效。他内在是个暴君，外在也表现得像个暴君，完全对齐。他们说，我们的目标不是评判你，也不是改变你，因为我们认为你改变不了，即使我们试也没用。如果你内在上是个恶人，你就该在外在表现得像个恶人，做一个高效的恶人。

不要在你内在是恶人的时候，外在去装甘地，因为那样你会过得很惨，而且你装甘地也装不成功，会败得很惨。

他们的做法是：我跟他们做了一堆测试，然后他们跟我的妻子、我的员工、我的朋友做了 360 度访谈；如果你的孩子够大，他们也会跟你的孩子谈。通过这一切，他们建起了他们所说的我的人格模板，然后交给我。是一份 20 页的文件。我尽量每年读一遍、再读一遍，因为它真的描述了我是什么样的人。那是我第一次能读到这样的东西。

大多数问过我、并且真的去做了这件事的人，看这份报告时都非常难受。我最近聊的那位说，我讨厌我读到的这个人。我说，是啊，但那就是你。他说，是，但我不想成为那个人。我说，你没得选，你就是那个人。值得称道的是，他愿意接受这一点——他接受了，然后改变外在的行为去对齐内在。

然后你就能走得很远。比如我自己，1999 年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有一家公司，员工超过 160 人。那家公司是我八九年前创办的，成长得非常快。头四五年我很爱那门生意；后四五年，我对它的爱逐渐下降，到了 99 年做测试的时候，我已经不想去上班了。

问题是，过去每当我感觉自己不喜欢一份工作，我就辞职、走人。但这一次没有人可以辞职——是我自己造出来的这个东西。做测试的时候，他们对我说：“我们完全想不通你每天早上是怎么准备好去上班的，我们想不通你怎么能做到，因为这和你是谁差得太远了。”他们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把那家公司处理掉。”我说：“什么叫处理掉？那是我的公司啊。”他们说：“你可以卖掉，可以找别人来管，随便你怎么做，但你必须离开那里。”我照做了，启动了一轮 CEO 搜寻，六个月就结束了，我出来了。那感觉太好了。

他们说的第二件事是：第一，你在团队运动里表现不好。有些人内在地图适合踢足球。在足球队里，你必须作为团队运作；如果你是守门员，你不需要，守门员是自己一条线、做自己的事，但球队其余部分必须作为团队运作才有效。

他们说：“莫尼什，那不是你。你的地图非常简单。”他们说：第一，你喜欢玩数学游戏，这是你的头号事情——数学游戏。但要是很特定的一类数学游戏：必须是你认为自己能赢的游戏。你看过游戏规则等等，你觉得自己能赢这个游戏，它才会让你感兴趣。第三，它不能是多人游戏，必须是你是队里唯一那个人的游戏——不能是三个人，不能是一支足球队。单人、数学游戏，等等等等。

那时距离我启动帕伯莱投资基金还有大约三个月，我刚开始播点种子。我问他们：“我要和这些朋友一起做这只基金，他们当投资人，你们觉得怎么样？”他们看着我说：“这太适合你了。这正是你的天职。”然后他们当中有两个人各给了我 10 万美元，成了最早的投资人之一。

这两位心理学家中的一位，我跟他说，你不了解我，这钱对你可能不是小数目，也许你不想投。他说：“不，我把你的脑袋撬开看过了，我完全知道里面是什么。这钱我投定了。钱在这儿，没问题。”他投得很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一直很喜欢打桥牌。我 23 岁发现桥牌，现在大概每周打四五个小时；如果能每周打 10 小时，我会更开心。巴菲特好像每周打 10 到 12 小时。桥牌很好，是数学游戏；虽然有搭档，但大部分时候是两人对两人的游戏，很接近单人。挺好。投资不止是数学，不纯粹是数学，但它是大量的分析和……一种理性的看事情的方式。这很适合我。

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你做过那种测试，那么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去做一次、拿到自己的说明书，因为我认为这是巨大的优势。

但如果你没做测试，你仍然可以自己摸索出来，只是会慢一些。你的身体、你的心智其实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真的喜欢一件事、什么时候不喜欢。比如我不想去上班——在我那家大公司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它不在我的地图上。事情是这样的：我创业的时候，那完全是一个数学游戏。我想提高销售额、把收入做上去、让它跑起来、确保利润足以支撑继续增长。虽然它不是一家数学公司，但我思考这门生意的方式非常数学。

随着公司成长，我的角色从做事的人变成了管政治的人——几个副总裁，然后管他们，而管他们里面没有任何数学。在我看来，管一堆人就是一堆废话。

比如我当销售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全部数学化：嫌疑客户、潜在客户、合格线索、成交。每周我发 200 封信、打两三百个电话、开多少会，然后我根据这些统计就知道会成交多少单。这一切都非常有条理，我喜欢那样。但如果我去管一支销售队伍，那就是一大堆人的杂七杂八、各种政治，太糟糕了。那不是我的样子。也有别人会很喜欢那个，会做得非常好。我认为错位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现在的状况是，帕伯莱投资基金已经跑了 21 年，我对它的兴奋程度大概和第一天一样。数字变大了，团队人数没变。事实上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是：不要弄一大群人。这方面我被问得很多，人们总问我这些人在哪儿、谁能替他们把一切打开。他们两个人后来分开了，不再合伙。但其中一位，我在这里把他的名字说出来，然后就让他被邮件淹没吧，生活就是这样。他叫杰克·斯金（Jack Skeen），杰克·斯金博士。他的邮箱是 jskeen@skeenleadershipgroup.com。

提问者：他收 10 万美元吗？因为他收的话……我现在的净债务对 EBITDA 还挺有限的。

帕伯莱：你只要把第一个孩子交出去，然后你还得养家。事情就是这么运作的。我做这个的时候，是 12 个人一起做，那时候是个打包价，我们所有人一共 2.5 万美元。那是我花过的最值的 2,000 美元。现在大概一个人 1 万美元左右。比起 UCLA 收你的学费，那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回报可能大得多。值得做。但我要说，你还得有点胆量，因为语言会是这样的——开头就是“这个自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他说的不是特朗普，报告就是这么开头的。“这个自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等等等等”。你读着读着会说，我受不了这个。学会受得了。记得那部电影吗，《义海雄风》，“你承受不了真相”。杰克·尼科尔森。确保你能承受真相，确保你有肠子里的那股劲。

提问者：我只想说，我的家人、朋友和以前交往过的人都这么跟我说过。

帕伯莱：那就不会让你意外了。

提问者：不过他们都错了。

杰米：莫尼什，非常感谢你抽时间。我知道这里每个人都很感激，我们非常珍视这次交流。再次感谢，非常感谢。

帕伯莱：杰米，很有意思，问题也很好。我很期待，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和你们聊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