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做客 My First Million：创业者与价值投资

2024 年 4 月 4 日，帕伯莱做客创业播客 My First Million，谈巴菲特少年时代的生意经、从巴菲特和芒格身上学到的东西，以及价值投资者与创业者的一些基本特质。主持人：沙恩·普里（Shaan Puri）。

巴菲特少年时代的生意

沙恩：欢迎，早上好。

帕伯莱：很高兴来这里，沙恩。

沙恩：可以聊的切入点有很多，我想从这里开始：你是一位了不起的投资人，但你是从做生意起家的。我是个生意人，正努力成为一名了不起的投资人。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帕伯莱：这两件事用的是大脑的同一个部分。巴菲特有句名言：“我是个更好的投资者，因为我是个生意人；我是个更好的生意人，因为我是个投资者。”很多人不知道，巴菲特在 17 岁之前就已经在各个领域做过很多不同的生意，从五六岁就开始了。他的第一门生意，是从他爷爷的杂货店里以 5 美分一瓶的价格买可乐，再以 1 毛钱一瓶卖出去。

沙恩：批发买进，零售卖出。

帕伯莱：对，那是他最早的生意之一。关于大脑的运作方式，很多人不了解的一点是：人刚出生时，大脑是发育最不完全的器官，因为产道不够宽。我们出生时，大脑的功能非常有限。人类的婴儿期很长。在生命的头五年里，大脑是人体生长最快的器官。大约从 11 岁到 20 岁，神经元连接呈指数级增长。这个窗口期，大脑天生就是为专精而准备的：神经元连接会被修剪，数量下降不少，但大脑会划出特定区域去打磨、去专精。想想米开朗基罗、比尔·盖茨，甚至巴菲特，这些人都是十岁、十一岁就开始专攻某件事。如果你像比尔·盖茨那样十岁、十一岁就开始写代码，到 20 岁时他具备的专长，别人从 20 岁才开始，哪怕到了 50 岁也追不上。这十年的窗口期在人的成长中非常关键。可惜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沙恩：是啊。可惜我已经 35 岁了，来不及了。

帕伯莱：希望有一些 11 岁的孩子在听，或者你讲给你的孩子听。蛋糕还没有完全烤好。巴菲特的情况是，他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就在经营好几门非常有意思的生意。

沙恩：他做什么生意？这些我从来没听说过。

帕伯莱：他最早的生意之一是这样的：奥马哈有个赛马场叫 Aksarben，就是把 Nebraska（内布拉斯加）倒过来拼。他会出版一份赛马投注建议，叫《马童精选》（Stable Boy Selections），告诉你该押哪匹马。他还会在所有比赛跑完后，把地上被丢弃的马票全部捡回家，一张一张仔细检查，看有没有哪个喝醉的家伙把中奖的票扔了。他确实找到过几张，但他不满 18 岁，太小了，不能去窗口兑奖，就交给他的姑姑爱丽丝，让她去帮他兑。上高中的时候，他父亲是国会议员，所以他在华盛顿特区。大约十四五岁时，他在高中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唐·丹利（Don Danley），很聪明，是高中的毕业生代表。巴菲特和唐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丹利喜欢鼓捣东西，很有机械天分。

沙恩：更像个工程师。

帕伯莱：对，他是个聪明人。有一次巴菲特去他家，看到唐在车库里修一台弹球机。巴菲特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哦，我刚买了这台坏掉的弹球机，人家几乎白送，我花了 15 块钱，我能把它修好。”巴菲特问他修好要花多少钱。他说：“零件大概 3 美元，再花一两个小时就能修好。”巴菲特接着问：“你能找到更多这种坏掉的机器吗？”他说：“哦，能啊。有很多机器能买到，因为坏了，大家都不要。”于是唐和巴菲特在脑子里成立了一家公司，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注册过任何东西，取名叫“威尔逊投币娱乐公司”（The Wilson Coin Operated Amusement Company）。这两个看上去书呆子气十足的 15 岁男孩跑到华盛顿特区的理发店，说：“我们为威尔逊先生工作，威尔逊先生让我们来跟您谈个提议：我们在您的理发店里放一台弹球机，每周来一次，机器里有多少硬币，都跟您五五分成，一半归您，一半归威尔逊先生。”理发师说：“行，放角落里吧。”巴菲特让丹利忙着修弹球机，两个人周末就去各个理发店跑。

沙恩：每周都有进账。

帕伯莱：他最后在大概 40 家理发店放了这种机器。巴菲特说，第一周他回到第一家理发店时，觉得自己简直死了上了天堂。机器里有五六美元。他们一周的收入大约 3 美元，投入的资本才 18 美元。

沙恩：没错。

帕伯莱：他跟唐说：“能多快就多快地铺开。”巴菲特做过各种生意，他总是大股东，跟他合作的人是小股东。有一次丹利给他看了一则广告，一辆劳斯莱斯标价 300 美元出售，但开不了，是辆破旧的老劳斯莱斯。人们把破烂几乎白送。丹利觉得自己能修好这辆劳斯莱斯，于是他们花 300 美元买下，大概又花了 50 块钱买零件，丹利就让它跑起来了。然后他们把车收拾得漂漂亮亮，周末以 100 美元的价格出租给婚礼用。平日里，两个人就开着这辆劳斯莱斯去上高中。巴菲特当时并不知道，但他正是在 11 到 20 岁那个窗口期里专攻生意、琢磨生意。到 17 岁上大学时，他已经有 1.5 万美元了。他跟他父亲说，我上大学的钱自己出。他还跟父亲说，我不需要遗产，不管有多少钱，都留给我的两个姐妹。

沙恩：当年的 1.5 万美元，换成今天的钱可不少。

帕伯莱：大概是 10 比 1，所以相当于 15 万美元。

沙恩：17 岁。

帕伯莱：对，一个 17 岁的孩子有 15 万美元。那时候上大学很便宜。另外，他对投资产生了兴趣。他父亲是股票经纪人，所以他周末常去父亲的办公室。他说他 11 岁买了人生第一只股票，又说在那之前他一直在浪费时间，他没有一套理念，没有投资理念。19 岁时，他读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彻底改变了他。他原以为格雷厄姆是个已经过世的人，后来却发现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本科毕业后，他申请了哥伦比亚商学院，好直接跟格雷厄姆学习。他大约 20 岁时进了哥伦比亚的 MBA 项目。当然，之后格雷厄姆雇用了他。

沙恩：不是有个故事吗？他跟格雷厄姆说“我可以免费为你工作”，格雷厄姆说你开价太高了。

帕伯莱：没错，是这样。

沙恩：但他最后还是想办法说服了格雷厄姆。

帕伯莱：那个年代，犹太人受到严重歧视，华尔街上反犹情绪很重。格雷厄姆本人是犹太人，他想把手里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留给犹太孩子和犹太年轻人，因为他们的机会实在太少了。他跟巴菲特说：“你看，我得照顾自己的族群。”后来巴菲特回了奥马哈，几个月后格雷厄姆打电话给他说，如果你想来纽约，我这儿有个位置给你。巴菲特从头到尾没问过工资多少、职位是什么，直接带着妻子坐下一班火车去了纽约，就这么开始了。他非常幸运。这些东西在那个窗口期里深深烙进了他的脑子。巴菲特和芒格都能很快看透一门生意和它的商业模式。在投资这一侧，他早就把商业模式吃透了。我们创办一家企业时，可能只花三四个百分点、最多 5% 的时间去琢磨战略：产品或服务是什么？

沙恩：市场、定价、价位。

帕伯莱：对。我们怎么让它跑起来？各种各样的计划。然后 95% 到 97% 的时间，都花在为实现它而冲锋陷阵的具体执行上。

沙恩：对，就是丹利修机器的那部分。

帕伯莱：正是。投资时，我们用的脑细胞，就是创业中那 3% 到 5% 的时间里用到的那部分。投资吸引我的一点在于，那 3% 变成了 80%，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个丹利。我们有一大堆上市公司可选。我们只需要挑出想部分拥有哪些企业、想跟着哪些企业一起走，等等。每次碰到没创过业的投资人，我总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缺了非常关键的一块。

沙恩：对。

帕伯莱：反过来，我发现创业者天生就已经具备成为优秀投资者的条件，只要做几处调整就行。可现实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创业者转做投资。我们也看到很多投资人从没建立过企业、从没为发工资发过愁。两边都有缺陷。如果你有幸有过创业经历，那么我认为，再去学巴菲特和芒格的框架，转型会非常容易。

沙恩：对。从生意人转做投资人，大概也比长期做投资、然后突然去尝试创业要容易。

帕伯莱：嗯，从投资转做生意，问题在于窗口期已经关上了。

沙恩：没错。

帕伯莱：你一开始就处在劣势。不过确实，两件事都是越早开始越好。

喜诗糖果与可口可乐：品牌的一课

沙恩：巴菲特和芒格是了不起的投资人。我读过他们的股东信，写得很精彩，但某种程度上非常宏观、非常哲学。我看过巴菲特写给喜诗糖果（See's Candies）CEO 的一封信，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我本以为那会是一封很有哲理、很风趣的信，结果他一上来就直奔具体问题，大意是“我去了门店，有几点想法给你”。非常偏运营、偏战术：我注意到这个价位，我注意到那个。我当时就想：“他是个生意人。”今天我们只把他归到一类里，可他其实两档都有。

帕伯莱：对。喜诗是一门很棒的生意，教会了他们很多东西，比他们原本以为能从一家不起眼的糖果公司学到的多得多。巴菲特刚买下喜诗时做的一件事，就是跟 CEO 说：“听着，你可以全权做主，生意照你一直以来的方式经营，但每年 12 月 26 日，由我来定下一年的价格。”他会坐下来对着喜诗的整张价目表，把所有价格上调 10% 或 15%，而当时的通胀率可能只有 3%。他把价格提得远高于通胀，结果发现销量反而上去了。第二年，他又涨了 10%、12%，销量仍然在涨。他和芒格都很惊讶，竟然有一门生意可以持续以远高于通胀的幅度涨价，却没有任何阻力，客户群毫无抵触地接受这些价格。这给了他们关于品牌的一堂大课。巴菲特原本是个铁杆的深度价值投资者，所以这对他们来说很难。他们以 3 倍账面价值买下喜诗，付这个价钱时几乎要喘不过气来。他们花 2,500 万美元买下喜诗。回头看，就算付 2 亿美元，也仍然是笔好买卖。喜诗给伯克希尔分了几十亿美元的红利。收购至今大约 50 年，几十亿美元从喜诗流到伯克希尔，又被用来买下一大堆其他企业。比如看看他们买可口可乐：1988 年，他们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全部账面价值的四分之一投进了可口可乐。如果当年没买喜诗，他们永远不会买可口可乐。

沙恩：没错。

帕伯莱：他们学到的关于品牌、关于品牌力量的那些东西，促成了可口可乐这笔投资，而那是一记大得多的本垒打。此后他们又做了许多品牌投资。

沙恩：现在他们一半的持仓是苹果，对吧？

帕伯莱：对。

沙恩：世界上最好的品牌。

帕伯莱：巴菲特理解了消费者行为这回事，理解了品牌有多强大、习惯有多强大，然后从那里一路走下来。

沙恩：喜诗有一点很有意思：它并不是一家快速增长的公司，并不是他们买下之后销售就爆发了。如果我没记错，喜诗的妙处在于不需要追加任何资本，所有东西都是流出来的自由现金流。

帕伯莱：对。喜诗基本上是个加州故事。它在加州创立，几乎所有销售都在加州。从他们买下到今天大约 50 年，喜诗的销量平均每年增长 2%。而加州的 GDP，至少在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每年增长至少 4% 到 5%。部分原因可能是涨价。但即便涨价涨得那么狠，销量还是略有增长。

沙恩：是。

帕伯莱：把这些叠加起来，连续 50 年每年 10%，那是个非常大的数字。喜诗今天也不便宜。巴菲特当时一心想成为全世界的糖果大亨。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想把喜诗卖到各地：在芝加哥开了店，结果一败涂地；又在亚利桑那开店，又一败涂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扩大喜诗的版图，但总体上这些努力都没成功。直到今天，喜诗的大部分销量仍然在加州。到了投资可口可乐的时候，他们发现它跟喜诗非常不同。他们知道喜诗“出不了远门”，但可口可乐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参考，他们知道可口可乐走到哪里都行得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买不到可口可乐：朝鲜和古巴。如果这两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向可口可乐开放，哪怕可口可乐一分钱广告都不打，销量也会起飞。它已经深深嵌进了流行文化。即便在可口可乐从来没做过品牌推广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人们吃印度菜也会配一瓶可乐。它无处不在。喜诗糖果就做不到这一点，它不是无处不在的。巴菲特明白，糖果不可能无限量地吃，吃了会有余味之类的。可乐却可以喝很多。

沙恩：对。没有那个，他叫什么来着？味觉记忆。

帕伯莱：没有余味。对。

沙恩：就是这个。

帕伯莱：他们从铁杆的、量化的深度价值派，转变为理解品牌和消费者行为的许多细微之处，而这对伯克希尔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做得这么好，是非常根本的。

父亲的创业与破产

沙恩：你刚才谈到在 11 到 20 岁左右那个窗口期专精。如今你做得非常出色，管理过将近 10 亿美元甚至更多，投资做得极好。你是在 11 到 20 岁那段时间打下的基础，还是大器晚成？

帕伯莱：纯属运气。我人生中很多事都是纯属运气。我父亲是个典型的创业者，而且非常出色。要成为出色的创业者，首先需要的特质之一，就是能发现供给缺口：某种本该存在却还不存在的产品或服务，比如星巴克出现之前的星巴克、麦当劳出现之前的麦当劳，诸如此类。我父亲很擅长看出“这个产品本该有，却还没有”，他很擅长发现这些供给缺口。他也很擅长白手起家创办企业，把周边的东西搭起来，让生意运转起来，召集一群优秀的人跟他一起干，等等。但他的致命伤是一向非常激进，总是杠杆过高。生意顺的时候，他把进来的每一分利润、能借到的每一分钱，都尽可能激进地砸进增长里。负面后果是，第一阵逆风一来，企业就毫无持久力，于是就会陷入麻烦。印度当时没有风险投资文化，银行很难打交道，想从困境里脱身很难。我和我哥哥九岁、十岁以后，就进了他的董事会。我记得十岁、十一岁的时候，我父亲、我哥哥和我晚上坐在一起，要想办法让生意再撑一天。四面墙都在往里塌，什么都在变坏，变数很多。我们凑在一起，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它撑下去。撑过了这一天，第二天晚上又是同样的事情。我六岁的时候就已经读完好几个 MBA 了。

十五六岁时，我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这么做，但我很感激他：他常常带我去拜访客户。谁会带一个 15 岁的孩子去谈销售？这根本不合常理，但我父亲不在乎。这对我来说太难得了，因为我能看到、学到很多东西。我是在迪拜读完高中的，16 岁到 19 岁都在迪拜。那段时间，我父亲做金饰生意，自己生产金饰，卖给零售商。他上门陌生拜访，我就在旁边看着他走进一家珠宝店，他根本不认识人家。

沙恩：你是个沉默的影子，还是也有个角色？

帕伯莱：没有，我非常安静。

沙恩：好。

帕伯莱：但我在默默吸收。有时候他出差，我和我哥哥就来打理生意。有一大批金匠，我们要把金子交给他们，再把首饰收回来，诸如此类。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意味着什么。上大学时我读的是工程，毕业后进了一家电信网络公司当研发工程师。做各种产品时，我问老板：“这个东西我们打算卖多少钱？客户是谁？我们能从中赚多少？”老板跟我说，这些都是市场和销售部门的问题，我们不用管，只管把产品设计出来就行。他不知道答案，也不在乎。我发现跟我共事的所有人，那些工程师，都不在乎。我心想：“怎么能这么蠢？你们没有全局观。全局才是有意思、让人兴奋的东西。如果你了解全局，你就能改变全局。”于是跟这帮技术宅干了两年半之后，我转去做国际市场，那简直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太棒了。我的学习速度又一次突飞猛进。我有很大的优势，因为我有扎实的工程背景，同时又有十几岁时积累的那些经历。我发现，我能和客户建立联系，弄清楚他们想要什么、怎么拿到订单，比那些经验比我多 20 年的人做得好得多，因为他们没有这些经历，也不像创业者那样思考。这只是一小部分。后来，我第一次听说巴菲特时，发现了很多共同点。他的经历很不一样，因为他自己就是创业者。但有一点很重要：我看一位 CEO 时，总想弄清楚他 12 岁时有没有摆过柠檬水摊。因为如果他 12 岁时没摆过柠檬水摊，那他 30 岁时做生意也不会多出色。一个小小的柠檬水摊里有很多功课。

沙恩：没错。

帕伯莱：等我们有了孩子，那个窗口期真的很重要。孩子不一定要去摆柠檬水摊，但他们得去做将来会成为他们使命的事。这是父母最大的责任：多让孩子接触他们认为是自己热爱的东西。

沙恩：这个节目我已经做了 500 多期。节目叫 My First Million（我的第一个一百万），是因为刚开始时，我对人们成为百万富翁的各种不同方式着迷，觉得听这些故事很酷，节目就是这么开始的。一路做下来，我注意到大家十几岁时做的事有三个共同点，因为我过去常问这个问题：“你现在很了不起。如果我在你 14 岁时遇到你，你当时在干什么？我能看出你将来会有一番作为吗？”大多数人都很谦虚，会说：“哦，你看不出来的。”可当我问“你当时在干什么”，答案总是其他十三四岁的孩子都没在干的事。比如：“哦，我以前常去一家店，发现那里有 Rosetta Stone（罗塞塔石碑）语言学习光盘，我可以在 eBay 上以 3 倍的价格卖出去，于是我开了个 eBay 账户”，或者“我开始买球鞋再倒手卖掉”。总是在 eBay 上倒卖东西，倒卖球鞋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另一种是打竞技类电子游戏，因为大量的策略、沟通、协作，以及极端的好胜心，都是在那里面培养出来的。还有另外几种，其中一种是摩门教传教。摩门教徒要出去向一大堆人“推销”耶稣，一年里会被拒绝上千次，于是他们都成了了不起的销售员。这些背景，算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把人锻造出来了。

帕伯莱：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赛义德·巴尔基（Syed Balkhi），你在节目里采访过他。

沙恩：对。

帕伯莱：赛义德·巴尔基八九岁时就是个创业者了，甚至更早。他自己做贺卡，在街角卖。到十一二岁时，他已经在写代码、开发网站，然后一路走下来。

白手起家：TransTech 的创办

沙恩：你是怎么赚到钱的？很多人想做投资人，但他们以为得先有很多钱才行。给我讲讲你自己的主要历程：你是怎么一步步赚到钱，然后开始拿去投资的？

帕伯莱：我从没想过当创业者，从没想过创办企业，因为我小时候见过太多动荡了。我记得我二十四五岁时，我父亲来看我，那时我住在芝加哥。他跟我说，是时候辞职自己创业了。我说：“你忘了我的童年吗？那么多起起落落？”我父亲只是说：“哦，正是这些让人生精彩。你现在所在的公司，你只是 2,000 人中的一个，是一台大机器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齿轮。你明天死掉，他们都不会察觉。你无足轻重。你应该做的，是找到一个供给缺口，然后放手去干。”当时我在工作上也有点不顺心，因为公司一直在扩张，变得越来越官僚。我开始琢磨有什么可能。我二十四五岁，没有钱。我做的是，设计了一些 IT 服务方案，我觉得会相当独特，因为当时是九十年代初，客户端－服务器计算刚刚兴起。我的 401(k) 退休账户里大约有 3 万美元。我对自己说：“好吧，退休的事以后再操心，罚金照付就是了。”我把那笔钱取了出来。

沙恩：漂亮。

帕伯莱：我把能申请到的信用卡全申请了一遍，各张卡的信用额度加起来有 7 万美元可用。我想：“好，我们手里有最多 10 万美元可以折腾。”第三件事是，我两头都做：一边照常上班，一边同时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我早上 6 点到 9 点做自己的生意，晚上 6 点到半夜 12 点再做自己的生意，周末也做。但房租有人付，我还有工资可拿，诸如此类。我想：“好，等收入、客户和利润都够了，我就可以辞职。”我总跟人说，你想一想，一周有 168 个小时，雇主只需要你 40 个小时。如果你住得离公司近，或者远程办公，通勤花不了多少时间。除去吃饭、睡觉和其他所有事情，你至少还有 40 到 50 个小时，可以用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我开始创业之前，绩效评估一直都很好。我说：“计划是不被开除。计划不是当年度最佳员工。我只给他们刚好够的东西。”我就保持在被开除的线稍上面一点，不至于差到他们把我叫进去解雇我，我只需要在那条线之上。

我这样干了九个月，有了客户、有了收入等等，然后我去找我的老板和老板的老板，提出辞职。他们说：“你知道吗，莫尼什，过去九个月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感觉你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我说：“正是。我的目标就是刚好做到不被开除。”他们说，他们看到以前的莫尼什和现在的莫尼什判若两人，他们还专门讨论过，觉得还没差到要开除我的地步，但总有哪里不对劲，他们又说不清楚。我跟他们解释说，我要去做自己的生意，和他们的业务没有竞争关系。他们说：“听着，等你的生意失败了——不是如果，是等——你可以回来。我们会给你加薪、给你升职，你会干得很好。”我心想：“我有学位，可以找工作。我可以申请个人破产，把一切清零，从头再来。现在更好了，我都不用找工作，回来还能拿更多钱。”人们有一个错误的思维模型，以为创业者在冒险。创业者并不冒险，他们会竭尽所能把风险降到最低。想想巴菲特的弹球机生意，风险在哪里？那两个 14 岁的孩子什么都没冒。一台弹球机 15 美元，他们自己还能拿来玩。

沙恩：对，最坏的情况也就这样。

帕伯莱：零件 3 美元。第一台机器开始产生现金之后，才会去买第二台；第二台之后，才买第三台。没有风险。就算失败了，他们卖掉那些机器的价钱也比买进时高。

沙恩：创业者是了不起的风险削减者。

帕伯莱：这是创业者和价值投资者的另一个共同点，这也是为什么用的是同一批脑细胞。两者都在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我们做价值投资的，要的是低风险、高回报；伟大的创业者做的正是这件事，低风险、高回报。没有人在做高风险、高回报。看看美国，每年新成立的企业超过 100 万家，有风投支持的企业连其中的 1% 都远远不到，大多数年份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就算没有风险投资、没有风投支持的企业，整个格局也不会有什么不同，每年照样会有 100 万家企业成立。风投支持的企业是另一种动物，因为它们是高风险、高回报。风投希望你做的是——风投手里有 10 个赌注，他不在乎你这一注成不成，他只要这 10 个里有一个成就行。他希望你尽可能狠地踩油门，炸了就炸了。如果你是没有风投支持的创业者，你不会那样做，你不会一脚油门踩到底，你会非常小心地做好下行保护。

布兰森如何零资本创办航空公司

沙恩：甚至一些大企业家，比如理查德·布兰森，人们以为他是个无拘无束、敢冒险、甚至有点鲁莽的人。但你指出过，布兰森其实并不是这样。

帕伯莱：关于布兰森，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是他想创办维珍大西洋航空（Virgin Atlantic）的时候。要开跨大西洋航线，最起码得有一架波音 747，那要几亿美元。布兰森却在没有钱的情况下让维珍大西洋飞了起来。他的做法是打美国的查号台。他打西雅图的 206-555-1212，要波音的电话。拿到号码后，他打给总机，说想租一架他们手头闲置不用的 747。对方直接挂了电话。他一遍又一遍地打。最后总机小姐心想：“我把你转给一个能好好把你打发掉的人吧。”她把他转给了商业销售负责人。这人跟他说：“听着，布兰森先生，我们在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客户，而你不是那个客户。在英国，客户是英国航空。所以没什么好谈的。”理查德跟他说：“听着，我同意你说的，没问题，但就当陪我聊一会儿。你们手上有没有一架闲置不用的旧波音 747？”对方回答：“有，确实有一架。”理查德接着问：“如果你们的某个客户，比如英国航空，打电话来要一架飞机，你们会以什么价格租给他们？”对方说：“嗯，我其实没必要跟你聊这个，不过大概每月二三十万美元。”布兰森最终说服波音把那架 747 租给了他，因为那架飞机反正闲着没事干。

沙恩：没错。

帕伯莱：他创办维珍大西洋时说：“未来所有航班的钱都是提前收的，因为人们要买票。飞机 4 月起飞，人们 2 月就已经买好票了。飞机起飞前两三个月，我就有现金进账；而燃油费，我在飞机落地 30 天后才付。”他的营运资本是负的，飞机租金也是事后支付。他就这样在零股本的情况下让维珍大西洋飞了起来。在我看来，如果你能不花钱办一家航空公司，那你就能不花钱办任何一门生意。

沙恩：没错。

帕伯莱：你只需要用创造性思维来代替资本。看看那些没有风投支持的企业——中餐馆、自助洗衣店、弹球机生意——共同点是它们不冒险，而且有上行空间。连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也是如此，他就在奥斯汀这儿。他刚进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读大一时，父母开车送他去学校，他后座上放着三台电脑。他一直在鼓捣电脑，自己组装再卖出去。他就是在宿舍里干起来的，于是我们今天有了戴尔电脑。这样的故事一再重演。

帕特尔家族与汽车旅馆

沙恩：你讲过的最好的故事之一，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占美国人口 0.1% 的人群，拥有全美将近 70% 的汽车旅馆？

帕伯莱：没错。

沙恩：这是个不可思议的故事。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帕伯莱：好。看东非，东非有个国家叫乌干达。七十年代初，一个独裁者在乌干达上台，叫伊迪·阿明（Idi Amin）。他注意到，乌干达的大部分企业都掌握在南亚人手里，也就是印度人、帕特尔家族，他们控制着 80% 的经济。这些帕特尔人大约一百年前被带到乌干达修铁路，几乎跟奴隶差不多。但因为他们天生就是创业者，他们从修铁路的劳工，最终变成了拥有并掌控整个经济的人，对吧？阿明很恼火。他说：“非洲是非洲人的，你们不是非洲人。”这些帕特尔人在乌干达已经生活了三四代，那就是他们的家。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乌干达公民。阿明把他们的企业全部收归国有，然后把他们赶出了这个国家。

沙恩：也就是直接把他们的企业拿走了，对吧？

帕伯莱：直接拿走了，对。他没收了他们所有的企业、房子、资产，一切，然后告诉他们：“你们有 90 天时间离开这个国家。”这些乌干达的帕特尔人成了无国籍的人。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要把你赶出去。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钱，只能把很小一部分资产换成黄金。美国接收了一部分帕特尔人作为难民，英国接收了一些，加拿大也接收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是，印度拒绝接收帕特尔人，也不承认他们有任何回归印度的权利，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一百年了。印度当时正在应对孟加拉难民危机，再也顾不上别的事。但有一小批帕特尔人，几千人，在七十年代初作为难民来到了美国。他们没有能找到好工作的技能，英语口音也很怪。他们意识到，如果买下一家很小的汽车旅馆，10 间、12 间或 14 间客房的那种，一家人可以住在其中一两间里。汽车旅馆是劳动密集型的，一家人就能把所有活儿都干了。

沙恩：工作和住房一起解决了。

帕伯莱：对。做饭、打扫、前台、洗衣这些活儿。他们的做法是买下汽车旅馆，把员工全部辞掉，一家人搬进其中两间房。因为他们没有成本，所以每晚的房价可以比周围所有汽车旅馆都低。结果就是，帕特尔家族的汽车旅馆入住率百分之百，其他汽车旅馆跟不上这个价格，它们会亏钱，因为它们有员工、要付工伤保险之类的东西。帕特尔人非常节俭，他们是素食者。那时候在美国，如果你吃素，在外面哪儿都吃不了饭，只能自己做，而自己做很便宜，买菜也花不了多少钱。他们接下来的做法是，比如侄子长大了，他们就帮他买下自己的汽车旅馆。侄子把那家旅馆做起来，然后是下一个，再下一个。这样运转 50 年，全国 70% 的汽车旅馆就都归帕特尔家族所有了。不仅如此，他们现在还往高端走了。很多希尔顿、万豪、Best Western 酒店，你去查一查，会发现都是帕特尔家族拥有的。算的是同一笔账，他们一向是非常出色的经营者。之后他们又进入 7-Eleven 便利店、自助洗衣店、Dunkin' Donuts 甜甜圈店，什么都有。归根结底，这些创业者是低成本生产者，他们有天然的优势。我记得第一次见芒格时，他读过我的书，我们聊到了帕特尔人。他说：“我有些朋友在做汽车旅馆生意，我只跟他们说，永远别想跟帕特尔人竞争。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跟帕特尔人竞争，那就换个游戏玩吧，走开就是了，不值得。”

从 100 万美元起步：帕伯莱投资基金

沙恩：你说你见过芒格。能跟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见面并成为朋友，对你来说一定有点不真实吧。这是怎么发生的？

帕伯莱：我是个在孟买郊区长大的瘦小孩子。九十年代中期我偶然听说了巴菲特，那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顿悟时刻。我很幸运，因为那时关于他的头一两本传记刚刚出版。读到巴菲特是怎么投资的，我意识到，他用的这些模型跟创业者用的模型是同一套。但他似乎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做战略的那 4% 的时间，对他来说变成了 80%。即便在我创办的那家已经成长壮大的 IT 公司里，我也一直更享受那 4%。做销售拜访、组建团队之类的事，我也乐在其中，那很好。但因为生意变化太快，每两三年我就得重新确定方向，因为一切都会变。我很享受琢磨这些事情的时间。我说：“哇，如果我去做投资，这会占我 80% 的时间，因为没有那些冲锋陷阵的执行工作，那些别人在做。”对我来说，那是个大大的顿悟：我应该转行。我很幸运。九十年代中期，正当我开始把巴菲特的模式吃透的时候，有人买下了我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扣完税、扣完所有费用，我拿到了 100 万美元，平生第一次银行里有了钱。我并不需要这 100 万。我想：“好，我们把这 100 万拿去投资公开市场，看看能不能做成。”

想法就像屁眼，人人都有一个。想法本身毫无意义，有价值的是把想法执行出来。创业者常常纠结于“哦，我得去申请专利”之类的事。你要明白的一点是，你可以去找你最直接的竞争对手，把你所有的商业秘密都告诉他们，他们会认真地听，然后照样不改变自己的做法。你什么都不需要申请专利。想法毫无意义，关键是执行。我想：“我们就拿这 100 万开始投资，看看会怎样。”结果我们做得很好，这让我很意外。从 1995 年到 2005 年，那 100 万变成了 1,300 万。我说：“哇，干得漂亮，莫尼什。”年复合收益率是 70%。当时我一边经营 IT 公司，一边兼职做投资。我对投资那一头兴趣大得多，对生意那一头渐渐失去了兴趣。到 1999 年，我连上班都不想去了，只想专心投资。我做了几项大的调整，然后物色并找到了一位 CEO 来经营我的公司。我觉得 1,300 万、1,400 万美元已经够我退休、什么都不干了，我可以全职做投资。我的打算是，让别人去经营公司，它值多少就值多少，无所谓。我可以走开，全职投资。

我有几个朋友，我过去常给他们荐股。九十年代中期，我找到某家公司，自己投了之后，并不在乎谁去买这只股票，反正我已经买了。我就跟朋友们说：“嘿，我找到了这家公司，你们可以看看要不要赌一把买一点。”他们靠这些荐股赚得不错。后来有一批朋友来找我说：“听着，我们不喜欢这种荐股的随机性。有时候我们见不到你，你可能已经卖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希望你替我们管一些钱。”他们提议每人给我 10 万美元，加起来一共 100 万美元。我答应了。我把它当成一个爱好，甚至没把它当成一只基金，但我想用一种对我合适的形式来做。我很喜欢巴菲特合伙基金的做法：他不收管理费，只收业绩提成。

沙恩：通常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巴菲特又是怎么做的？

帕伯莱：普通对冲基金是“2 和 20”的结构：每年按资产规模收 2% 的管理费，只要喘气就收；然后再拿利润的 20%。比如一只对冲基金管理着 10 亿美元，普通合伙人每年就要拿走 2,000 万美元。

沙恩：就因为喘气？

帕伯莱：就因为喘气。然后如果基金涨了 10%，比如在 10 亿美元上赚了 1 亿，他们还要再从中拿走 2,000 万。结果就是，出钱的投资人在 10% 的总回报上只拿到 6%，正好低于标普 500，就因为这些摩擦成本。巴菲特经营合伙基金的方式是：“不收管理费。前 6% 的收益归你们，超出部分我拿四分之一，你们拿四分之三。”同样的情形，如果基金涨了 10%，按巴菲特的方式，前 6,000 万归投资人，剩下的 4,000 万再分：他拿 1,000 万，投资人拿 3,000 万。费用只有一半，而且你是为业绩付费。如果他涨得没那么多，你一分钱都不用付。我喜欢这种结构。我跟朋友们说：“我想把基金设立起来，一切合法合规，就用这种结构来做。”他们并不在乎是什么结构。帕伯莱投资基金就这样在 1999 年作为我和几个哥们儿的一个爱好开始了。我自己那边有 1,300 万，那是我的主要精力所在，我说：“这里还有 100 万，如果我找到可以两边都买的东西，那没问题，没什么区别。”一年后，基金规模大约有 250 万美元，第一年我们涨了大约 70%。又有一些钱进来了，我就说：“我为什么要把这只基金当成继子来对待？为什么不把它当成一门真正的生意？为什么不像经营一门真正的生意那样把它做大做强？”于是我开始这么做。帕伯莱投资基金头八九年表现非常好，平均每年大约 35% 左右，没有一年下跌，资产规模也在增长。到 2007 年，我们管理的资产达到 6 亿美元，我也赚了很多钱，来自提成、复利等等。

沙恩：10 年里，你把 100 万美元的受托资金变成了大约 6 亿美元的管理规模，包括新进来的钱。

帕伯莱：对。并不只是内生增长，但最初那笔钱在这期间差不多翻了三四倍。

沙恩：昨天我们一起玩的时候我跟你说过，听到这个故事，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你到底是怎么拿到这些回报的？你对投资懂些什么？那一部分是怎么回事？第二部分是，你在募资方面做了什么？你怎么让那么多钱自己找上门来？关于怎么让更多钱找上门，你有一句很妙的话，因为在我看来，你不像是那种愿意出去到处募资、挨家挨户敲门筹钱的人。那这是怎么发生的？

帕伯莱：巴菲特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你战胜了市场，哪怕你坐着一条划艇漂在大西洋中央，人们也会游过满是鲨鱼的海水来找你投资。他们会找到你的。他说，就算你是个麻风病人，他们也会把钱投给你。

沙恩：这正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帕伯莱：对我来说很难的一点是，美国证监会（SEC）对对冲基金有很多规则和法律，其中一条是你不能向公众招揽。我经营 IT 公司时，可以给任何一位 CIO 打电话说：“嘿，要不要用我们的服务？”我可以从电话簿上随便找人打。但经营基金时，你不能拿到一份北卡罗来纳州牙医名单就挨个轰炸，那是违法的，你不能那么做。SEC 说：“你只能跟（已有关系的）人谈。”我说：“我认识的人，翻一遍名片夹大概五分钟就完了，我认识的人太少了。”于是我开始每年跟投资人开一次年会，向他们汇报业绩、回答他们的问题等等。我跟他们说：“听着，你们被放到地球上来，有一个理由，而且只有这一个理由，那就是为帕伯莱投资基金带来资金。”人总是在寻找一种使命感，总是在找一个可以追随的“教主”，想成为某个“教派”的一员。

沙恩：所以你就给了他们一个。

帕伯莱：他们本来在旷野里游荡，需要一个目标。我说：“你们要做的是这件事：去跟你们的亲朋好友聊，因为我不能跟他们聊，SEC 不允许我跟他们聊。你们去跟他们聊，跟他们讲讲我，让他们来联系我。他们联系了我之后，我就可以跟他们打交道了。出去帮我传播，再把你们自己更多的资产也交给我。”就像我说的，我从 100 万起步，一年后是 250 万，两年后是 1,000 万，一直在增长，其中一部分来自每年的收益累积。我刚开始时有 8 位投资人，一年后有 17 位，两年后有 25 位。这下我就有了 25 个听众，可以去传教、去传播，当然还有业绩本身。

另一件事是，我在 1999 年创办基金时，离一个数十年来最大的泡沫破裂只有九个月，那就是互联网泡沫。我看出这是个泡沫，并没有比其他人早多少，大概只早了两三个月。我知道互联网会带来变革，但我也知道那种狂热太过头了。Pets.com 没有收入，估值却达到几十亿美元。

人们在数眼球，而不是数美元。他们不看净利润，甚至连收入都不看，只看眼球。我想：“好吧，这是坏消息，它迟早会炸，泡沫会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一直是个科技股投资者，而且做得不错。科技股从 1995 年到 2000 年走了一大波行情，我搭了顺风车。但 1999 年基金成立时，我在基金里、也在我自己的资金上，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彻底转向经典的格雷厄姆式深度价值投资，也就是巴菲特五十年代开始做的那一套。当时股市里有一个现象：纳斯达克见顶的那天，2000 年 3 月 8 日还是 9 日，正好是伯克希尔股价创多年新低的那天。人们从伯克希尔股票里抽出钱去买 Pets.com，后来那家公司最终归零。有很多基础行业的企业因为没人感兴趣而变得很便宜。我以 2 倍市盈率买殡仪馆，以 3 倍市盈率买钢铁公司。很多可预测性很强、经营良好的基础行业企业，股价都很便宜。纳斯达克崩了。它在 2000 年 3 月到了 5,000 点，接下来两三年里见底时只有 1,200 点，跌了 75%。标普 500 跌得没那么多，但也跌了很多。那是投资者的一段创伤期，对我来说却是一段美好时光。我跟投资人沟通非常容易，因为我是唯一一个在帮他们赚钱的人。如果他们有五个账户，他们会把钱全都转到我这里来，因为其他所有东西都在跌。

沙恩：其他一片飘绿。

与巴菲特共进午餐

帕伯莱：对，我们就是这样起来的。到 2007 年，我当时的净资产大约是 8,400 万美元。巴菲特一直在办慈善午餐拍卖：每年一次，你可以在 eBay 上竞拍和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所得款项捐给格莱德基金会（Glide Foundation），这个基金会在旧金山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餐食等帮助。我心想，我一直在用这个人的知识产权，靠他赚了这么多钱，我欠着一大笔学费，而午餐是付这笔学费的好方式。我可以竞拍这顿午餐，见到巴菲特，当面谢谢他，钱还捐给了他支持的事业。我考虑了一下，觉得合适的学费是 200 万美元。如果给他 200 万，我会觉得心安。2007 年我决定去竞拍这顿午餐，最高出到 200 万美元。午餐最多可以带另外七个人。我打算带上家人，但还空着几个座位。我联系了住在苏黎世的朋友盖伊·斯皮尔，说：“嘿，盖伊，我要去竞拍和巴菲特的午餐，你想跟我一起去吗？如果你和你太太想加入——我们这边四个人，你们两个——你们付三分之一就行。

我愿意最高出到 200 万。”盖伊说：“嗯，那对我来说太多了，200 万的三分之一我付不起，我最多出 25 万。”我说：“好，不管最终成交价多少，你最多出 25 万。”我去竞拍了，最终以 65 万美元成交，比我愿意付的少得多，其中三分之一由盖伊付。我见巴菲特唯一的目的，就是对他说一声：“谢谢你，沃伦。”而巴菲特办这种午餐时的目的不一样。他希望赢得午餐的人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他会把我们所有酸涩的“柠檬”问题都变成柠檬水。他是个了不起的老师，在那顿午餐里尽可能多地给我们带来价值。我们见到他时，他说：“听着，我整个下午都没别的事。你们什么时候烦我了，就跟我说一声，我就走。”我们一直问了他三个小时的问题，问到我们都累垮了。我们说：“沃伦，我们实在没有别的问题可问了。”他说：“好，那我走了，没问题。”在那顿午餐上，我跟他说：“沃伦，我太太哈里娜是你的超级粉丝，但她这辈子的真爱是芒格。”巴菲特的好胜心上来了。

他说：“芒格是个很无聊的人，非常悲观，对什么都说不。我才是那个有意思的人。既然你们住在加州，住在洛杉矶，我来给你们安排跟芒格吃顿午饭。等你们跟他吃过午饭，就会发现他一无是处，我才是那个人。”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两天后，我收到一封邮件，是他的助理写给芒格的助理、抄送给我们的，里面说：“嘿，我在加州认识了一对很棒的夫妇，他们似乎觉得你更有意思。他们就是没弄明白，所以我想让他们见见你，好把事情说清楚。”

沙恩：他真是这么说的？

帕伯莱：邮件里一字不差就是这么说的。

沙恩：他是在开玩笑，还是不是？

与芒格十五年的友谊

帕伯莱：然后芒格的助理就给我们安排了跟芒格的午餐。你看，巴菲特你还能“贿赂”一下然后跟他吃顿饭，芒格是没法贿赂的。这太棒了。2008 年，我和我太太在洛杉矶的加州俱乐部（California Club）见到了芒格。我觉得那顿午餐比巴菲特那顿好多了，非常棒，因为芒格说话特别直接。我从没指望这些午餐会带来什么，本以为就是一锤子买卖。但它带来了我和芒格的友谊。他开始邀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我一年会和他吃四五次晚饭。后来我们开始一起打桥牌。他通常周五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LA Country Club）打桥牌，我大概每个月去跟他打一次。一般是先吃午饭，然后打四五个小时桥牌。这是一段持续了 15 年、意想不到的美好而深厚的友谊。

沙恩：我们回到那顿午餐。你们问了他三个小时问题，有哪些有意思的问答？我知道你讲过其中一个，我想听你讲讲。我听过只言片语，但想听完整的故事。他说过自己给人打分很严苛之类的话。

帕伯莱：对。

沙恩：那是什么意思？

帕伯莱：我跟巴菲特说：“沃伦，你和芒格都是看人、看人性的高手。你们一直都这么会看人吗？”他跟我说：“莫尼什，你搞错了。我看人一点都不行。如果你把我放进一个有一百个人的鸡尾酒会，给我 5 到 10 分钟去见每一个人，我可以告诉你有三四个人很出色，也可以告诉你有三四个人你最好别跟他们有任何瓜葛。剩下的 92 个人，我没有任何看法，因为时间不够，看不透他们。”他还说：“听着，你在人生中要做的是：那三四个出色的人，把他们拉进你的核心圈子；那三四个不怎么样的人，跟他们不要有任何往来。第三件事，把那 92 个人当成无用的人一样对待，把他们排除在外。做一个严苛的打分者。你的朋友、你的合作伙伴，都会对你产生一种引力。如果你跟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好；如果你跟比你差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差。大多数人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是不让忠诚挡道。他们可能有个朋友，有点怪、有点古怪，或者在道德上有问题，但因为交情很久了，他们会一直留着这个人，而这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我把这番话记在了心上。我说，我要试着专注于那些出色的关系、出色的人。到现在，这段旅程我已经走了十六七年，收获巨大。很好，但也不公平，因为你把不了解的人和无用的人同样对待。但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得不做这些艰难的选择，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带来的影响会非常负面。我开始了解芒格之后，也认识了他的朋友们。我会跟他的朋友打桥牌、见他的朋友。我意识到，他的朋友们出色得爆表，非常不同凡响。我说：“哇，这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我说：“我要走个捷径，把芒格的朋友变成我的朋友，因为他已经把所有功课都做完了。”

沙恩：他已经筛选过了。

帕伯莱：你找不到比查理·芒格更好的筛子了。我下功夫跟芒格的朋友和他的一些家人建立关系，这一切都非常美好。那些顶尖的、前 0.1%、前 1% 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差距实在太大了。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写过一本很棒的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 and Take）。他把人分成三类：给予者、索取者和互利者。索取者，你别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只会从你身上榨取一切能榨取的东西，不是你想留在生命里的人。给予者是那些无私地想帮助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不在乎能得到什么回报，这才是你想与之为伍的人。互利者则是在脑子里算账，比如：沙恩帮我做了这件事，所以我也要为他做一件差不多的事。就连互利者也没那么好。你要做的，是去寻找给予者。比这更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做一个给予者。他在那本书里指出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你是一个给予者时，整个宇宙都会合力帮助你。我觉得这很神奇。巴菲特和芒格就是给予者的绝佳例子，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帮他们。好笑的是，那些想要扯平的互利者，最后反而吃亏。得到最多的最好方式，就是什么都不要求，一切都会自己来到你身边。这些都是很值得吸收的模型。

沙恩：对。这里面甚至还有一些博弈论：把一个可能不错、甚至可能很出色的人排除在外，对你来说代价很低；但不小心把一个可能有毒的人拉进来，代价却很高。连投资里都有“好的那一堆”和“太难的那一堆”。

帕伯莱：巴菲特有很多棒球的比喻。他说，投资里没有“好球不挥算三振”这回事。打棒球时，你站在本垒，三振就出局。他说：“我可以放过一千个球，一千只股票从眼前经过都不挥棒。我只需要在所有星星都排成一线的时候才挥棒。”

沙恩：那个“甜蜜球”，对吧？

帕伯莱：对，甜蜜球。问题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数无限的世界里。如果人数是无限的，那也意味着好人的数量是无限的。因为看不透而把一个好人排除在你的圈子之外，不会有任何惩罚，因为好人的供应是无限的。但如果你拉进来一个不合格的人，就会有很多消耗，完全是负面的。

正面我赢，反面我输得不多

沙恩：我想抛给你几条你的重要投资理念，你来说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运用的。先从“正面我赢，反面我输得不多”开始。

帕伯莱：这句话典型地来自帕特尔人，是 Dhandho（憨夺）的理念。我们希望跟人打交道、买股票，做所有事情时，都这样下注。

沙恩：不对称。

帕伯莱：对。我们总是想找胜算极度偏向我们这一边的东西。在投资里，会出现这样一些反常现象，让你可以承担很低的风险。

沙恩：有哪一次你从中受益了？你的投资组合或投资生涯里，有没有一个例子，让你觉得下行有限、上行却很大？

帕伯莱：比如看我的第一门生意：我从 401(k) 里拿出 3 万美元，这笔钱我以后能补回来。当时的信用卡法律跟现在很不一样。如果你申请个人破产，就能一笔勾销，信用也不会受影响，因为接下来七年你不能再申请破产，所以申请完之后人人都愿意借钱给你。现在法律已经改了，但当时我意识到，创业失败率很高。我当时想的是——所有创业者都会这么想——“我怎么把这件事的风险降到最低？如果这事搞砸了，而这确实有一定概率会发生，我的工作已经在那儿了，他们想让我回去。我可以一笔勾销。我还进一步降低了风险，因为等到我辞职时，公司已经是正现金流了。”当时已经有了业务储备，诸如此类。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2003 年还是 2004 年，加拿大有一家钢铁公司叫 IPSCO。我注意到它的股价只有 3 倍市盈率。股价 45 美元，资产负债表上每股有 15 美元现金，没有负债。他们手上有未来几年的合同，并且表示未来两年每年的每股收益都会是 15 美元。

这些不是预测，而是实打实的合同。我说：“好，股价是 45。如果我买入股票持有两年，公司里就会有每股 45 美元的现金。当然，这是个周期性行业，第三年可能是零，也可能是负的。但所有的厂房设备，一切东西，我都等于白拿。”我投了，把 10% 的资产投进了 IPSCO。我说：“我只想看看两年后市场先生会怎么对待这只股票，我就在一旁待着，看会发生什么。”我们投进去，一年后公司宣布，还会再有一年每股 15 美元的收益。这下就是 60 对 45 了。这时股价已经涨了一些，大约在 90 美元（一年翻倍）。我说：“好吧，这仍然是个周期性很强的行业，也许我们该把筹码收回来了。”我还在琢磨这些的时候，有一天早上醒来，股价已经是 155 美元了。一家瑞典公司出价每股 160 美元要收购他们。五分钟后，我就把股票卖了，转身走人。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们在找的东西。股票市场是拍卖驱动的市场，当你去看那些被厌恶、没人爱的领域时，就会发现这些反常现象。比如去年，我花了七八个月研究煤炭行业。这是个比什么都更招人恨、没人爱的“四个字母的脏词”。很多大学捐赠基金和其他基金甚至被禁止投资煤炭行业。大家对它恨之入骨。

沙恩：所以你就兴奋起来了。

帕伯莱：算账是这样的：如果有一门生意会存在 50 年，平均每年产生 10 亿美元的现金流，并且会分配给股东，而你不到 20 亿美元就能买下它，我在哪儿签字？那就是煤炭行业，懂吧？在拍卖驱动的市场里，你会一再碰到刚刚走出破产的公司，有些东西就是没人喜欢。东西被错误定价的原因多种多样。

公开市场的错误定价

沙恩：对。你谈过私人市场和公开拍卖市场的区别。你为什么认为公开拍卖市场会出现更多这种错位、给你更多机会？

帕伯莱：这么说吧。假设我这栋房子是一家上市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那它的价格每天都会变，这里晃一下，那里晃一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普通上市公司，股价 12 个月的波动区间可能在 70 到 140 之间。如果我随便往纽交所的公司里扔一支飞镖，看那只股票 52 周的价格区间，会是 60 到 100、70 到 130 这样。

沙恩：差不多 50% 的波动。

帕伯莱：对，波动很大。我的房子一年可能涨 4%，好年景，也许 3%，它的价值就会上下摇摆，有时候交易价比实际价值高 20%、30%，有时候又比实际价值低 20%、30%。如果我有个做房产经纪的朋友，我跟他说：“听着，我能不能每天给你打电话，你就告诉我我的房子值多少钱？”这家伙会觉得我是个傻子。但我周一打给他问我的房子值多少，他会说值 200 万。第二天我再打，他说还是值 200 万。第三天他会说：“听着，白痴，就是 200 万。”过一个月，他会告诉我涨到了 203 万。然后又会在 203 万停一阵子。它不会动，因为这是理性的买家对理性的卖家。你通常不可能以那个价格买下像 IPSCO 这样一整家公司。你可以买一些股票，但要买整家公司，对面就是个聪明人。那家瑞典公司付了将近四倍的价格才买下这家公司。我一向喜欢公开市场，因为那里有太多的非理性。只要有耐心就行。一年里如果我能做两笔好投资，那就是个好年份。我们不需要很多操作，只需要有耐心，等待某种怪事导致错误定价的时刻。

指数基金与耐心

沙恩：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在你看来，普通人是应该买低成本的指数基金，还是主动投资？

帕伯莱：指数是一条非常好的路。指数笨到不知道自己持有英伟达，更笨的是它永远不会卖。比如它过去 10 年一直持有苹果，从来没卖过。我想说，对绝大多数人，可能超过 99% 的人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买指数。美国的股票市场和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效率非常高，通过 ETF 持有一个指数的摩擦成本只有个位数的基点，不到 0.1%，不到 0.05% 之类的，非常低。选择指数投资是非常明智的。

沙恩：对，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帕伯莱：对几乎所有人来说。

沙恩：谁不应该这么做？

帕伯莱：如果你有天分、也有耐心去弄清楚一门生意值多少钱，然后能以远低于其价值的价格买下这些企业，并且耐心持有，那么能做到这一点的那一小撮人，最好就这么去做。

沙恩：如果我问你，成为伟大投资者的头号特质是什么，你会想到什么？

帕伯莱：耐心。如果你是个喜欢看油漆变干的人，你会做得非常好：刷一面墙，然后就坐在那儿看它变干。你看过《宋飞正传》（Seinfeld）吗？

沙恩：看过几集，不算铁杆。

帕伯莱：伊莱恩和男朋友坐飞机。男朋友一直盯着前面的椅背。伊莱恩问他：“你想看点什么吗？”他继续盯着椅背说：“不想。”她又问他想不想聊点什么，他说：“不想。”他什么都不干，就盯着前面的椅背。航班结束时，她已经跟他分手了。

沙恩：对。

帕伯莱：他会是个很棒的投资者。

沙恩：这正是你需要的。

帕伯莱：帕斯卡有句名言：人类所有的不幸，都源于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什么也不做。如果你有这种本事，能看着油漆变干，能盯着飞机椅背看上几个小时，还处于一种涅槃般的状态，那这就是你应该做的工作。

沙恩：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 Reddit 上有一个粉丝版块（Subreddit），不知道你有没有上去看过。

帕伯莱：我在那上面没怎么看过，没有。

沙恩：我为这期节目做功课时，去看了大家怎么评价你、大家有哪些问题。我觉得最好的一条评论是个很高的赞誉，它说：“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追随的人，是在那一天：他上了 CNBC 的一档电视节目，节目让嘉宾荐股。大家轮流发言，每个人都报出自己看好的股票：会是这只，会是那只，会涨。”轮到你时，你说：“我不在公开场合这样荐股。”他们跟你说：“你都上电视了，总得说点什么。”评论说的是，你拒绝随便报一只股票或者叫大家去买什么。主持人们都在想，那你上电视干什么？你说这不是你的做法，而且你一直坚持。我觉得这是个很高的赞誉，也跟你本人形成了很大的反差：那种做法正是耐心的反面。大家是不是应该避开那种东西？

帕伯莱：那是个大大的危险信号。如果你听电视上某个人的荐股，结局不会好。股票跌了 30% 的时候，电视上那个人不会在你身边，对吧？他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找不到人。

沙恩：你看过“反向克莱默指数”（Inverse Cramer）吗？不管吉姆·克莱默说什么，大家就反着做。如果你完全跟这个人反着来，你会把大盘远远甩在后面。

复利与 72 法则

帕伯莱：对。就像我说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指数投资是条很好的路。我真希望在高中、甚至初中，就能从投资的角度把复利纳入课程。这非常简单，但人们不注意这里面的数学。复利有三个变量要紧：一是你的起始资本；二是你拿到的年化回报率；三是跑道的长度。有一个东西叫 72 法则，算是个数学规律。

沙恩：对，这是个非常有用的法则，但你来解释一下。

帕伯莱：这是个很美的法则。

沙恩：幸运的是，我大学时有一位老师，她以前是那里的学生，后来回来教书，因为她过去常说：“真希望我们教的东西能跟现实世界有关。”她主动承担起这件事，回来当老师教个人理财。她说过的一件事就是，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我就让你来讲讲 72 法则，很简单的数学，你解释一下。

帕伯莱：72 法则只是一个碰巧管用的数学巧合。比如我每年拿到 7% 的回报，想知道这笔钱多久能翻倍，就用 72 除以 7，大约是 10，所以 10 年翻一倍。如果我拿到的利率是 10%，同样用 70 除以 10，就是 7 年。你可以在年数和利率之间互换，知道其中一个就能算出另一个。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样东西多久能翻倍，因为其他一切都由此而来。比如看巴菲特这样的人，他大约十岁、十一岁就开始了复利之旅，他自己会说是七岁。他今年就要 94 岁了，到目前为止跑道已经有 87 年。关键在于，如果你的跑道很长，那么较低的复利率也能让你得到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跑道较短，更高的复利率同样能让你得到相同的结果。这在人生中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高中就教这个，好让那台引擎早点启动。比如，我们看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人。

他 22 岁，找了份年薪七八万美元之类的工作，往 401(k) 里存了 1 万美元。他 22 岁，买了一个年均回报 10% 的指数。每年 10% 意味着这 1 万美元每 7 年翻一倍。我们看这个人到了 64 岁：从 22 岁开始，一共 42 年。42 年就是翻六倍。我这样算是为了简单。那就是 2 的 6 次方，2 的 6 次方是 64。这个人 22 岁时存下的 1 万美元，到 64 岁时就是 64 万美元。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23 岁时，他又存了 1.1 万美元，那笔钱同样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数字，以此类推。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所大学的一个清洁工，给大学捐了 400 万美元，自己却住在一居室的公寓里。我们为什么要惊讶？如果你算一算，他甚至没存多少钱，他的复利引擎甚至也没那么出色。并不是说他 20 年前发现了苹果之类的，事情不是那样的。实际情况是，他做到了持之以恒。我父亲劝我创业时，我反驳他说的是：“你看，我有 401(k)。

我的 401(k) 里有 3 万美元，而且我每年持续往里存 15%。”我当时的雇主会为前 2% 做配比缴存，所以就变成了 17%，免税，准确说是延税，而且我的收入会随着时间增长。我刚开始工作时，工资是 3.1 万美元，每年存 4,500 美元。但如果我一直工作下去，我的薪水会涨到几十万美元甚至更多，存下的钱也会很多。等到退休时，就大局已定了，会有大量富余的现金，毫无问题。我从来没觉得少了这笔钱，因为它是税前扣掉的。这太棒了。我希望年轻人能明白这一点。你可以去追逐彩票，可以去追逐创业梦想，这些都可以做，没问题。但在一旁，要让这件事一直运转下去。

沙恩：早点开始。

帕伯莱：让它无聊就好。就让它是一个傻乎乎的指数，一只先锋（Vanguard）的基金之类的，就这样。乌龟会赢得这场赛跑。

“围起马车”：巴菲特的 12 个决定

沙恩：“围起马车”（circle the wagons）的理念是什么？

帕伯莱：嗯，“围起马车”这个理念，是我在琢磨巴菲特去年的致股东信，也就是 2023 年那封信时想出来的。他指出，在经营伯克希尔的 58 年里，真正对伯克希尔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决定只有 12 个。伯克希尔走过了一段非凡的历程。直到最近，我们 58 年来一直以每年 20% 以上的速度复利增长。如果每年 20%，就是每三年半翻一倍，那意味着 35 年后就是翻了 10 倍，而 58 年又多出 23 年，一共翻了 16 倍，也就是 2 的 16 次方。算 2 的 16 次方的方法，是 2 的 10 次方乘以 2 的 6 次方。2 的 10 次方是 1,000，也就是 1,000 倍；2 的 6 次方是 64。所以是起始金额的 6.4 万倍。如果从 100 美元开始，就是 640 万美元。100 美元变成 640 万美元。过去 58 年里，巴菲特至少做过 400 个不同的投资决定，他说真正要紧的只有 12 个。投资之神的命中率是 4%。这可是投资之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买指数。

沙恩：那我们这些凡人该怎么办？

帕伯莱：我当时在想他那 12 个赌注，是哪 12 个？他从没说过，但你可以猜一猜。喜诗糖果会是其中之一，可口可乐会是另一个，还有美国运通、吉列、大都会通讯（Capital Cities）、《华盛顿邮报》。这些名字你都能想出来。聘请阿吉特·贾恩，大概是他们押得最大、也回报了的一注，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

沙恩：他招人的那个故事是怎么回事？

帕伯莱：我琢磨这 12 个赌注时意识到，关键不在买入的决定。买入的决定当然重要，但重要的是他们从来没卖。喜诗糖果在马厩里待了 50 年，可口可乐在马厩里待了 40 多年。关键不在买入的决定，而在“看油漆变干”的决定，那才是最重要的。当你发现自己幸运地拥有了一家伟大企业的一小部分时，就去找点别的事情打发时间吧，打打桥牌什么的。

沙恩：对。你考虑过打高尔夫吗？

帕伯莱：考虑过，对，高尔夫很好。如果你问芒格，他会说伯克希尔·哈撒韦有史以来做出的最好的单一决定、最好的投资，就是为聘请阿吉特·贾恩付的那笔猎头费。阿吉特·贾恩 1985、1986 年走进他们的办公室时，从没在保险业干过。他们没有投入什么风险资本之类的东西，他从零开始，今天为他们打造出的这块业务，价值大概超过 1,000 亿美元。只是因为伯克希尔太大，这块业务在伯克希尔里显得不起眼。我给你举个例子，是芒格去世前两三个月我跟他的一次谈话。他跟我说，伯克希尔·哈撒韦承保超级巨灾保险，比如飓风、地震之类的保险。当佛罗里达有人寻求飓风保险时，阿吉特会看看报出来的费率，然后直接放弃，他会觉得竞争太激烈，对方给的不够多。他在 2023 年做的事——他们其实在股东大会上也提到了——是代表伯克希尔承保了一份飓风再保险，最高赔付额 150 亿美元。我想解释一下阿吉特的思路。在一场大灾难里，比如一场地震或一场飓风，伯克希尔赔付的金额约占总保险损失的 3% 到 5%。要让他们赔出 150 亿美元，佛罗里达得发生一场保险损失高达 3,000 亿美元的事件，比安德鲁飓风和卡特里娜飓风都大，必须是一场真正的超级大灾难，他们才会赔 150 亿美元。他承保这份 150 亿美元的保单，收到的保费是……你猜猜看。

沙恩：50 亿。

帕伯莱：他收了 50 亿。

沙恩：我猜的时候直冒汗。

帕伯莱：他收的正好就是这个数。那 2023 年他赔了多少？

沙恩：零。

帕伯莱：确实来了一场。我猜他们大概赔了三四亿美元。

沙恩：好。

帕伯莱：3 亿左右。

沙恩：收进 50 亿。

帕伯莱：芒格跟我说，阿吉特这样做过大约六次，他会挑年份来承保这种保单，因为大多数年份对方给出的保费是 20 亿美元，他就直接放弃。其他保险公司很多都承保了那份保单，但伯克希尔放弃了。

沙恩：没有“好球不挥算三振”。

帕伯莱：对。我们最近有一些不寻常的损失，比如巴尔的摩的那艘船。最终损失大概会在 30 亿到 50 亿美元之间，这是全球历史上最大的海事损失，会改变船舶保险的保费。以后，等其他人都说“我不想做这个”的时候，伯克希尔大概就会出手承保。就像那只坐过热炉子的猫，从此再也不肯坐任何炉子，不管是热的还是凉的。

沙恩：你办公室里有块牌子，上面写着：“麻烦就是机会。”

帕伯莱：没错，那是一句名言。

沙恩：背后有什么故事？

帕伯莱：那是约翰·邓普顿（John Templeton）的话。我在加拿大有个好朋友叫普雷姆·瓦特萨（Prem Watsa），人们称他的公司是“加拿大的伯克希尔·哈撒韦”，称他是“加拿大的巴菲特”。我在他桌上见过这块牌子，后来有人送了我一块。这是一句很棒的话。作为投资者，我们努力做的就是这件事：别人贪婪时我们要恐惧，别人恐惧时我们要贪婪。全世界都在逃离煤炭的时候，我们要奔向煤炭。我一直在留意那些被厌恶、没人爱的东西。通常，当一样东西被厌恶、没人爱的时候，你会看到大量的错误定价。

比特币与传奇投资人

沙恩：说说比特币吧。你喜欢加密货币、比特币吗？你相信它吗？

帕伯莱：在我的能力圈之外。如果你拿枪顶着我的脑袋，我会说结局会很糟。

沙恩：为什么？

帕伯莱：它的价值全在看的人眼里。在我的理解里，比特币没有内在价值。当然，你可以说美元也没有内在价值，但美元有美国政府的完全信用担保，而这背后是勤劳的美国人民。对我来说，它属于“太难”那一堆；但对大多数人，我会说直接放弃。大多数投资比特币的人都说不出它将来值多少，也说不出它为什么应该值那么多。

沙恩：好，有道理。我想飞过来见你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见见这类投资人、哪怕只是听听他们的故事，都很有意思。我听你讲过他们的几个故事，很想请你讲一讲，因为我想大多数人从没听说过这些人。给我讲讲尼克·斯利普。尼克·斯利普是谁？或者讲讲金君瓦拉（Jhunjhunwala），哪个是你最喜欢的都行。讲一个你喜欢的故事。

帕伯莱：尼克是个很棒的人。两三年前出了一本书，叫《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Richer, Wiser, Happier），里面有一章写他。尼克很低调，不接受采访之类的。他居然肯跟作者聊，我都有点意外，但那本书值得一读。他和他的合伙人扎克（凯斯·扎卡里亚，Qais Zakaria）会走进办公室，就坐在那儿读年报，一份接一份，读到脸色发青。他们想看看自己能不能看懂各种不同的生意，正是读年报这个功课，把他们带到了亚马逊的年报面前。比如我，我一直是亚马逊的客户，认识亚马逊很久了，也熟悉这门生意。但每次我粗略地瞄一眼亚马逊，按盈利、按市盈率来看，它都显得非常贵。它看起来很贵，是因为他们为了增长，投资远远走在曲线前面，本该归为资本开支的东西都被记成了费用。美国政府其实在为他们的增长出钱，因为他们几乎不用交税。尼克和扎克之所以能看明白，是因为他们就坐在办公室里，没有任何干扰，年复一年地读。贝索斯的致股东信就像巴菲特的信一样，非常值得一读。

那些信写得非常清楚。他在信里把自己在做什么摆了出来。他并不是完全坦白，但基本的东西都有。你能看出这门生意的资本回报率非常高，而他在不断投资。他往墙上扔了很多东西，看哪个能粘住，但都是风险很低的赌注，任何一个赌注失败都不会把公司拖垮。比如他们押的一注是 AWS，后来变得非常庞大，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它会变得那么大。他们也押过 Amazon Fire，那个没成功。尼克和扎克意识到，贝索斯是一位极有天赋的资本配置者，懂得组建团队、开拓不同市场的方方面面。他颠覆了好几个行业。他们押注了亚马逊，而因为亚马逊表现太好，它在基金里的占比越来越大。英国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比美国多。英国监管机构跟他们说，我们认为这个仓位风险非常高，你们需要分散投资。他们承受着压力，而他们觉得自己对这门生意理解得非常透。他们当时管理着二三十亿美元，每个人都已经赚了好几亿美元。

他们说：“听着，我们已经财务自由了，从没想过会走到这一步。我们还年轻，凭什么要听某个监管机构的？我们可以把资金全部退还给所有投资人。”尼克说的是：“如果我们把资金退回去，我就把所有钱放进三只股票。”他当时大概持有十几只股票，但他要换成三只：三分之一放伯克希尔，三分之一放亚马逊，三分之一放好市多（Costco）。他说：“我对这三只股票非常放心，它们都是为长久而建的企业。”他就这么做了。他们挂靴退场几年后，发生的事情很好笑。亚马逊一路继续涨，变成了整个组合的 70%、80%。原本各占三分之一，后来变成比如 80、10、10。尼克决定：“哦，也许我该在这儿收回一些筹码。”他把亚马逊的仓位砍掉一半，买了另一家企业，而那家企业要是遇上横盘，是不会有好表现的。这又回到了巴菲特说的，58 年里只有 12 个决定奏效。如果巴菲特的命中率是 4%，我们其他人的命中率会是 2%。但你只需要富一次就够了。尼克和扎克做得好的地方，在于他们吸取了巴菲特的教训：一旦你拥有了一家伟大的企业，就别去动它。

即便他后来有些草率，从 80% 左右的仓位上收回了一些筹码，结果还是非常好。投资者容易忘记的一件事是：看看沃尔顿家族，他们没有一个人在经营沃尔玛。山姆·沃尔顿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沃尔顿家族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保留着沃尔玛的股票，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几乎全部身家都在这一只股票上，比尼克·斯利普还要集中。而且这不是他们控制的企业，不是他们经营的企业，也不是他们在董事会里的企业。可没有一个人为此睡不着觉。

土耳其的 Reysas

帕伯莱：比如 2018 年，我开始去土耳其。当时我只是在看那些被厌恶、没人爱的东西。我看到土耳其市场在筛选中显得很便宜，所有人都在撤离土耳其。我在伊斯坦布尔有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个很出色的投资者，算是经典的格雷厄姆式投资者。我跟他说：“嘿，海德尔（Hayder），我很想去伊斯坦布尔，想把你组合里的公司都拜访一遍，从你最有信心、仓位最大的公司开始，一直到仓位最小的。你没投钱的公司，一家都别带我去看。”

2018 年我第一次去了伊斯坦布尔。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蓝鱼很好吃，我们看的那些企业也都很好。我没做多少功课。他跟我说过要去哪些地方，但我只是说：“先让我见见这些公司吧。”2019 年我又去了。有一次我们开车去一家公司，我说：“海德尔，提醒我一下，我们要去的是哪家公司？给我个简要版。”他说：“我们要去拜访的这家公司叫 Reysas，市值 1,600 万美元，如果今天把这门生意卖掉，清算价值是 8 亿美元。”我说：“是骗局吗？”他说：“不是，我投了这家公司。”我说：“你是在告诉我，这家公司的股价只有清算价值的 2%？”他说：“对，因为这是土耳其，什么都便宜。”我说：“嗯，这可是便宜得离谱了。”Reysas 是一门非常简单的生意。它是土耳其最大的仓库运营商，把各种仓库租出去。这些仓库 99% 都已出租，租金与通胀挂钩，租客是亚马逊、宜家、家乐福（Car4，音）、奔驰、丰田这样的蓝筹客户，诸如此类。我去见了经营这家公司的那对父子，也就是创始人。之后我又去看了一大批仓库，挑不出任何毛病。

他说得没错。如果你随便去找土耳其的哪个房产经纪人，说这是他们的 80 个仓库，帮我给每一个估个价，他只要看看租金，就会告诉你每个仓库大约值每平方英尺 70 到 80 美元。他们有 1,200 万平方英尺，大约值 10 亿美元，有 2 亿美元负债，所以清算价值是 8 亿美元，市值却只有 1,600 万。我当时想，这东西大概很少成交，可能根本买不到股票。但土耳其的交易量非常大，因为人人都是赌徒。我开始买的时候发现，可以买到的量非常大，我花了 800 万美元，拿下了这家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我是这样看的：看巴菲特信里那 12 个仓位，或者看斯利普和亚马逊。经营这家企业的家族大概持有 40% 到 45%，我是持股 33% 的外部投资者。我没有董事会席位，在经营上没有任何发言权，什么都没有，我是个被动投资者。但我看待 Reysas 的方式，就跟沃尔顿家族看待沃尔玛股票的方式一样。我注意到，自 2019 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提升这门生意的价值。我会说，今天这门生意大概值 15 亿到 20 亿美元，在这个区间，而且他们还会继续提升，因为我从没见他们做过任何愚蠢的决定。

他们做决定非常聪明，公司经营得非常好。所以我说：“好，就这样了。我们会一直持有这门生意，我不在乎股价。”四年里，1,600 万美元的市值现在变成了大约 5 亿美元。我们投资时，土耳其里拉是 5 里拉兑 1 美元，今天已经接近 33 里拉兑 1 美元。按美元计，土耳其里拉已经崩了，而我们还是涨了将近 30 倍。但这门生意的价值还要更高。这正是巴菲特说的：别去动它。只要那个家族、那对父子还在经营这门生意，我们就保留我们的股份，让它继续跑下去。我的想法是，等我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只有少数几件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带来巨大影响的关键，是不作为。你必须非常有耐心，非常不爱动。

扎克伯格、马斯克的资本配置

沙恩：你谈到贝索斯是资本配置者，巴菲特是伯克希尔的资本配置者。还有哪些人？如果我随便抛给你几个名字或几家公司，我很想听听你对他们资本配置能力的看法，因为他们的品牌或产品有多好，我们都知道。我们昨天聊过这个：从产品经理——专注于打造产品——转变为管人的经理，去打造一个组织，然后你又变成了管钱的人，现在你手里坐拥 1,000 亿美元，得想办法把它投出去。你说说 Meta，也就是 Facebook，你觉得他们的资本配置做得怎么样？

帕伯莱：看到他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真的很让人意外。马克（扎克伯格）从一个大手大脚的人，变成了一个帕特尔人。看到一位创业者这样转身，真了不起。Meta 原来像个乡村俱乐部，各个领域都在花钱，他把这些都收紧了，这在数字上也体现出来了。Facebook 是一门很棒的生意，他们旗下的各个品牌、各个产品都非常出色。在资本主义里，伟大的企业在执行上往往会比较松散，这是常态。一家伟大的企业同时又精打细算，是非常罕见的。Meta 以前并不精打细算，但现在是了。看到这一点真是太好了。那里现在的资本配置非常出色。

沙恩：你怎么看埃隆·马斯克，你的得州老乡？

帕伯莱：美国最美妙的一点在于，埃隆不是在这里出生的，他人生的头 20 年也不是在这里受的教育。我们美国得到的是一件成品。他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大量的就业机会，颠覆了好几个行业。埃隆是一位非凡的资本配置者，太了不起了。

沙恩：特斯拉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了？是不是泡沫太多？看特斯拉这样的企业时，你怎么看？你的大脑会怎么分析特斯拉这样的企业？

帕伯莱：它进了“太难”那一堆。我会说，埃隆不是人类，他超越了人类。想想他做过的所有事情，Neuralink、SpaceX 等等，非常了不起。执行力爆表，他取得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埃隆非常懂资本配置。他参与或创办的所有企业之所以做得这么好，是因为他能从人身上榨取出那么多东西，也就意味着他能从资本里榨取出那么多东西。他招人招得非常好，组建的团队都很出色。招软件工程师时，可能有一个工程师一年值 1,000 万美元，另一个一年只值 10 万美元，他能分辨出其中的差别，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本事。

怀念芒格

沙恩：对，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最近去世的芒格。你和他是朋友。关于查理·芒格，你最喜欢的故事或者教诲是什么？

帕伯莱：我很想念芒格。他是独一无二的。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回想从他那里学到的那么多东西。在他最后的几次采访之一里，有人问他：“你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写什么？”他说：“我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我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这几个字，很好地概括了芒格。看看巴菲特今年在信里对他的悼念，芒格无私地帮了巴菲特很多。没有查理·芒格，就没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即便那里有一个沃伦·巴菲特。我有两次遇到棘手的个人问题去找芒格，跟投资毫无关系。他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句句切中要害。我完全照他说的去做，那些问题就消失了。芒格总是在想，自己能如何通过所接触的每一个机构去帮助这个世界。他的追悼会在洛杉矶的哈佛－西湖学校（Harvard-Westlake School）举行，他彻底改变了那所学校。他在好撒玛利亚人医院（Good Samaritan Hospital）的董事会任职，彻底改变了那家医院。他彻底改变了伯克希尔·哈撒韦。我见过他在各种生意里的很多合伙人，他总是把更好的条件让给对方。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他都做得对。他无私地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

芒格不信神，不信宗教，也不相信身后的遗产。他相信人走了就是走了，化为灰烬尘土。去世前一天，他躺在医院里，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还在努力为一家非营利机构办完最后一笔捐赠。去世前六天，他还在买股票。芒格把自己的头脑和身体能榨出来的一切都榨干了。还有一点是，他从不抱怨。几十年前他就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视力，另一只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他最在乎的是阅读，那是对他最重要的事情。大概 10 年前，有一次他的另一只眼睛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他可能会彻底失明。即便面对完全失明的可能，他也非常坚忍，从来没说过“哦，我真可怜”，没有一丝自怜。他对我的回应是：“我得去学盲文了。”这就是他打算应对的方式。《穷查理宝典》是他留下的一部宏大而丰富的作品，从他身上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

沙恩：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来到节目，分享你的一些智慧。

帕伯莱：很荣幸。我很享受这次对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