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对话劳伦·坦普尔顿：巴菲特午餐、土耳其与达克沙那

2022 年 7 月 25 日，帕伯莱做客劳伦·坦普尔顿（Lauren Templeton）的播客 Zenvesting，谈家庭、成长经历、投资方法与慈善。主持人：劳伦·坦普尔顿。

女儿蒙松与投资的气质

劳伦：今天 Zenvesting 播客的嘉宾是莫尼什·帕伯莱。莫尼什是帕伯莱投资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以近似巴菲特的投资风格闻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个“厚着脸皮克隆”的人。今天我想和莫尼什聊聊他的投资哲学、他的经历，还有他那些了不起的慈善事业，尤其是达克沙那基金会。莫尼什，欢迎你。

帕伯莱：谢谢你，劳伦。能和你在一起是我的荣幸。我非常尊重你这位投资者，你是极少数女性投资者之一，看到这一点真好。

劳伦：嗯，现在有那么几位了。你女儿也在投资行业，对吧？

帕伯莱：对，但比例还是严重偏低。我觉得女性在气质上更适合做投资。

劳伦：确实有一些证据表明女性的回报更高，因为她们换手率低；投资组合由女性管理时往往表现更好，这通常被归因于女性自信不足，或者说男性身上有过度自信的偏差，这一点很有意思。不过既然你提到女性投资，跟我说说你是怎么让女儿对投资产生兴趣的？

帕伯莱：我有两个女儿。我从来没有、一次都没有试图影响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去做投资、去当投资者，甚至连关于投资的话题都很少跟她们聊。她们长大的过程中，我一直鼓励、一直关注的，是希望她们能认准自己心里那个天然的召唤，并且专心去做。我认为做父母的工作，是帮孩子把这个召唤找出来。我当时就默认，那不会是投资。小女儿对投资本身没什么兴趣。蒙松让我意外，她自己表达了兴趣，然后去了一家亚洲对冲基金工作。等我开始看她做事的方式，我发现她的方法比我的还好。

劳伦：真的吗？怎么讲？

帕伯莱：我是说，我觉得有些特质是天生的，有些是后天学来的。在投资这件事上，如果你硬要跟自己的天性对着干，那就是一场逆水行舟。你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有哪些特质。这些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写死了。基因加上生命头五六年发生的事，决定了你六岁和九十六岁时不会有太大变化。说白了，如果你是个特别活跃、需要不断有动作的人，你在价值投资上不会做得很好。我在蒙松身上看到的，是她有几样特质比我强得多。一样是她极讨厌卖出，她绝对讨厌交易，这是极好的特质。第二样是她对极高的质量有很强的偏好。她要找的就是那种质量极高的企业，买进来，然后再也不碰。

劳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性格特质。这让我想起你最喜欢的书之一，托马斯·菲尔普斯（Thomas Phelps）的《股市百倍》（100 to 1 in the Stock Market）。里面有一句话很好，我一下想不起原话，但大意是投资者总倾向于太早卖出，而你其实应该让它们留在组合里。

帕伯莱：我记得那句大概是：每一个卖出决定都是一个投资错误。他其实是在说，你看，如果你买得对，它根本就不需要卖。

劳伦：斯科特和我回头看我们历史上所有的买入和卖出决定，我得说，我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卖出证券。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你女儿进了投资这一行，真让人高兴。我记得她原来在 Dalton，现在自己发了一只基金，Drew 投资基金。祝她非常成功。在各种投资会议上看到你们俩在一起，我很开心。你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看到另一对父女也是这样的关系，真好。

帕伯莱：其实，这是我们关系里我完全没想到的一个维度，因为它不在原本的计划里。蒙松和我一起去看过很多公司。一开始只是我带着她。有一次我要去中国，在北大演讲，大概是 2017 年。我问她想不想一起去，就当是一次中国之行。盖伊也正好要去。

劳伦：盖伊·斯皮尔。

帕伯莱：然后北大的老师安排了一位翻译和一位很懂茅台的向导。那时候我在茅台有投资。我们从北京飞到中国一个偏得不能再偏的地方，在茅台待了一天。事情是这样的：我买茅台是很多年以前了。那趟旅行之后，蒙松自己去买了茅台。我当时觉得那个价格已经很贵了。但她买了。后来，那趟旅行过后不久，李录打电话给我，说：“你知道，我们买茅台的时候是打算永远持有的。但现在有些情况，它得卖掉。”他说：“我只是想告诉你，我要卖了，而且已经在卖了。”我说：“好吧，如果盖伊都在卖，那我算什么？”

劳伦：李录打电话叫你别拿了，你也许真该想想。

帕伯莱：那通电话之后一飞秒，我就把卖单全部挂出去了。这些信息对蒙松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跟她讲，她根本不接。到今天她都没卖茅台。结果呢，李录和我大概是每股 700、800、900 元人民币卖掉的。现在已经超过 2,000 元了。当时困扰他的那些事，似乎并没有像他以为的那样伤到这门生意的根本。

蒙松那趟去了，亲眼看了那个地方。那趟旅行让人极其清楚地看到，这是一门非常、非常特殊的生意。这门生意，成本不到 2 美元，卖价大约 1,200 美元。这是不可思议的生意。她看懂了。她不在乎我说什么，也不在乎李录说什么，她到现在还拿着。

劳伦：哇。她有这份信念，扛住了。

帕伯莱：信念非常强。看到这一点我很意外，确实意外。

与巴菲特共进午餐

劳伦：莫尼什，听众可能不知道，2007 年你花大约 65 万美元拍下了与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的机会。你是最高出价者，我记得你带上了两个女儿。那时候她们多大？

帕伯莱：当时她们 10 岁和 12 岁。我觉得那正是最完美的年纪，恰好就是那个岁数。我试了好几年想拍下那场拍卖，一直失败，最后在 2007 年拿下了。那顿饭上，她们俩一边一个坐在沃伦旁边，他跟她们聊了很多。我记得他从钱包里掏出一张 Johnny Rockets 的卡，给两个人看，说：这张卡的持有人，本人和朋友可以终身在 Johnny Rockets 免费吃汉堡。他当年大概是想收购这门生意，没成，也许人家就给了他一张卡当安慰奖。我记不清细节了，但他说 Irvine 有一家 Johnny Rockets，等我到 Irvine，我们就去那儿，每样都点一份，因为全都免费。

劳伦：天哪。

帕伯莱：总之，我记得他在饭桌上跟她们说的一件事是：你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是决定跟谁结婚。她们那时候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纪，但她们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一句话对她们的影响，比我和她们妈妈跟她们说过的另外一百万句话加起来还大。

劳伦：这压力可不小。

帕伯莱：我觉得这些年她们在那句话上琢磨了很多。她们在择偶上都很聪明。

劳伦：那很好。我也会这么告诫我的女儿们。这是好建议。

帕伯莱：确实。我觉得，那顿饭别的东西我全忘掉，光这一句就值回好几倍。

劳伦：绝对。那顿饭你还带走了哪些有价值的建议？

帕伯莱：比如今年就是这顿午餐最后一年拍卖。今年成交价低到只有 1,900 万美元左右。沃伦在这些午餐上很看重一点：他要确保这些午餐的中标者、买家觉得自己捡了便宜。他很努力地想加进尽可能多的价值。

再给你举个例子，我说得直接一点。有人请我吃饭，是和谷歌的 CEO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我们在谷歌园区见面，去了食堂，然后进了一间私人会议室。这两个完全没法比。他是个很好的人，但“要让赢家觉得自己捡了便宜”这种心思，不在他的考虑范围里。我觉得大多数人也不会把它放进考虑范围。

我们见到沃伦的时候，他跟我们说的一件事是：“你看，我整个下午都没事。你们想待多久我就陪多久。”他说：“等你们彻底看腻了我、想让我走，跟我说一声，我就走。”他没有给这顿饭定时间。大约 2 小时 45 分钟之后，我们说，我们这边差不多了。是我们结束了这场会面，不是他。午餐结束，我后来做了一些笔记，大概是 54 个问题，话题范围非常广。价值巨大。

凡是我提到的、或者提问的人提到的东西，他都会想办法给出一个能加进巨大价值的回答。我问了一个很基础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里克·格林（Rick Guerin）后来怎么样了，他 70 年代跟你们在一起。我们知道你们三个人在 60 年代、70 年代一起做过一堆交易，但之后他好像就从人间蒸发了。”我问他：“里克怎么了？你们还有联系吗？”他说：“有啊，我一直跟他有联系。我们经常一起打桥牌，他还给我寄节日贺卡。”

然后他接着讲 1973、1974 年那些追加保证金的事。那时候股市大跌，是最大的一次跌幅。里克被迫把伯克希尔的股票卖给沃伦，价格是每股 40 美元，也就是当时的成交价，现在这些股票每股超过 40 万美元。他说：“你看，只要你是个稍微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者，花的比赚的少，又完全不用杠杆，你想不富都难。你想想看，这有多简单？把杠杆从等式里拿掉，耐心一点，一天一天往前走。复利会起作用。”

劳伦：确实。最神奇的成分是时间。我总是跟投资者说，我们对回报率有一定控制力，没有我们希望的那么多，但真正神奇的成分是时间。如果你把杠杆从等式里拿掉，你就去掉了一个可能把你踢出局的东西，而这对复利毫无帮助。不过复利确实是神奇的。现在，我知道那顿午餐还带来了别的，你和查理·芒格有很特别的交情，对吧？

帕伯莱：我觉得那顿午餐是买一送一。我等午餐的时候跟我太太聊，说起来有点荒唐，但她说：“你想做就去做。”后来她说：“除了嫁给我，那是你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大概是你做过的最聪明的一件事。”

沃伦在午餐上开玩笑。事情大概是这样的：我跟沃伦提到，我太太——现在是我前妻了，但当时是我太太——哈里娜显然是他的粉丝，可她真正的爱、她生命里的爱是查理。沃伦就不服气了。他说：“查理其实是个很无聊的人。我们俩比起来，我有趣多了。你们真跟查理待在一起，不会觉得有意思。”他还说：“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来安排你们俩跟查理吃顿午饭。到时候你们就知道谁更有意思了。”我以为他就是开个玩笑，结果几天之后，我被抄送在一封邮件里，是沃伦的助理写给查理的助理的，大意是：“嘿，我见了这对夫妇，他们非常好，我很享受和他们见面，我想你也会喜欢他们。他们似乎有个误会，觉得你比我更有意思。等你们见面，这个误会也会澄清。请安排跟他们吃顿午饭。”然后我们就和查理吃了午饭。好笑的是，我觉得跟芒格那顿午饭比跟巴菲特那顿有意思得多。

劳伦：真的吗？

帕伯莱：我想是因为沃伦身上还留着一层外交辞令。他大概默认，只要他见任何人，一切都会被公开。查理真的没有这些过滤网。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我发现跟查理的对话更没有边界，就是很棒。我们一见如故，之后我每隔几个月就跟他吃一次晚饭，通常在他家里。我以前每周五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跟他打桥牌。基本上我是个替补。哪个老人家病倒在床上，他们就打电话叫我。我跟他说：“你周四晚上或者周五早上打给我就行，我开车就过来，不需要提前通知。”那些打桥牌、吃午饭的下午，通常从两点一直到五六点。好笑的是，里克·格林就是桥牌搭子之一。里克一出现，我所有关于里克的问题就直接由他本人回答了。那种感觉很不真实。我坐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里，对面坐着查理和里克，我得掐自己一下。

劳伦：我同意，我也得掐自己一下。我觉得那顿午餐你早就值回票价了，换来的是陪伴你多年的友谊和大量的人脉。我相信你从中学到了很多。我想请你也跟听众讲讲你的童年。你是在印度长大的，对吧？

帕伯莱：对，我在印度长大，在孟买和德里。

劳伦：你哪一年离开印度的？

帕伯莱：我 16 岁离开印度。在迪拜待了大约两年，念完高中。之后我想回印度上大学，但我进的那所学校在闹罢课之类的事。我父亲非常希望我们去美国读书。我就回了迪拜，然后申请美国的大学。等于耽误了一年，之后我来到南卡罗来纳念本科。

劳伦：对，这一点我永远记得。你去了南卡罗来纳的克莱姆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帕伯莱：跟你一样，我也是南方腹地来的。

劳伦：我知道，太好笑了。我去过克莱姆森一次，看了一场橄榄球赛，是件大事。跟我说说你在印度的父母吧，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帕伯莱：我父母都已经过世了。我们都会把父母当成榜样，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有最好的父母。我觉得我这一份是格外有福的。

有几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我父亲是个创业者，特别擅长发现市场上的缺口，然后做出生意去吃那些缝隙。他从零起步的能力极强。他创办的所有生意，通常都是在上一次破产之后。他手里没钱，却能凭空把局面做起来。他还是个永远的乐观主义者。这些生意的共同点是，他对机会的判断通常是对的。有几家做到了几百人的规模，但他总是想尽一切可能快地把生意做大。这些公司总是高杠杆，几乎没有自有资本。然后第一阵逆风一来，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塌掉。我父母身上有一点很了不起：他们是非常糟糕的储蓄者，基本上赚多少花多少。坏日子一来，房租、买菜、什么都没有着落，真的是触底。生意没了，意味着我们个人在财务上一塌糊涂。

我 11、12 岁以后，我父亲开始把我和我哥哥当成他事实上的董事会，尤其是生意出问题的时候。晚上我们坐下来，得想办法让它再撑一天。撑过了这一天，第二天晚上再看，再想怎么让它再撑一天。我 15、16 岁的时候，开始跟着他跑销售。我感觉自己 19 岁之前已经读了好几个 MBA。

我当时没意识到，人脑发育的方式有几个古怪之处。我们出生时，大脑是发育最不充分的器官，因为产道太窄。生命头五六年，大脑是长得最快的器官。然后从大约 10、11 岁到 20 岁，会出现一轮神经元的修剪，大脑在那段时间削减连接的数量。这个年龄段的设置，本来就是用来让人专精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有个问题：在现代美国的教育体系里，11 岁到 18 岁，你被要求做的正好是专精的反面。你被要求当一个通才，一套通用的高中课程，诸如此类。而像沃伦·巴菲特、比尔·盖茨、米开朗基罗这些人，因为某种奇特的境遇，在 10 岁、11 岁就开始专精了。盖茨在 19、20 岁之前，编程时间已经超过 1 万小时。巴菲特 11 岁买了第一只股票。我觉得你也是。

我身上发生的事是偶然的。那段时间我积累了大量商业上的判断力，而这些完全不在学校课程里。后来我发现，等我做了工程师，在一家电信设备公司上班，我会追着我的老板问研发、硬件、软件设计、工程上的事，也会问我们做的这些东西在生意那头是怎么回事。他就说，那不归我们管。做市场和销售的那些人负责别的，我们只负责按时间把产品设计出来、交付出去。我觉得这很荒唐。我说，我想知道全局，我想知道这里面的经济账。我听说我们能赚多少钱之类的事，而我发现这很离奇：200 个工程师在做东西，却没人对那件事感兴趣。

大约两年半之后我转了岗，转到生意这一边。当然，懂工程是很大的优势，但更重要的是我终于能看到整张图了。我当时没意识到，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快地拆解一门生意、一个商业模式。那是因为我十几岁那段时间。如果你等到二三十岁再去花那段时间，你可能要花五倍甚至更多的时间，也还是得不到十几岁时能得到的同样的好处。

从工程师到创业者，再到投资者

劳伦：嗯。那是很有意思的童年，我相信它在很多方面塑造了你。你在克莱姆森学工程，之后离开去做 IT 咨询。但 1991 年，你用自己的 401(k) 退休账户里的 3 万美元，加上 7 万美元信用卡债务，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九年后你把它卖了 2,000 万美元，这简直不可思议。你做经营者的经历，有没有影响你的投资哲学和策略？我猜是有的。

帕伯莱：那个时候，1991 年我刚开始做生意，还没听说过沃伦·巴菲特，甚至不知道投资是什么。我开始做生意时懂的是：我脑子里装着从父亲那里来的全套模型，我知道怎么用零资金把一门生意做起来。我现在还能做到。我父亲以前开玩笑说，你可以把我光着身子扔到一块石头上，什么也不给，我也能开出一门生意来。我那时候用的框架和思维模型，对我来说太自然了。后来我发现，很多创业者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到这一点。我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把这些事当成理所当然，是因为我当年坐在第一排，而那时候我的大脑正好处在吸收最快的状态。那些课，是我父亲亲手教给我们的。

我记得他做的第一门生意是邮购魔术套装。那是 1962 年前后，甚至在我出生之前，但他跟我讲过他是怎么做的。他说：“你看，我拿了 250 卢比，在一本叫《印度画报周刊》（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的杂志上登了个广告。”那是个很小的展示广告，大概不超过 4 英寸乘 2 英寸，说你可以邮购这些魔术套装，学会表演给朋友看之类。他说，那个广告带来了一堆询价，一堆人想买。尘埃落定之后，他手里剩下 1,400 卢比。他投进去 250 卢比，卖了一堆套装，扣掉销货成本，利润是 1,400 卢比。然后他说，好，我再登一个广告，又是 250 卢比。砰，生意就起来了，对吧？他没有任何费用，因为他还有工作，是在家里做这件事。我母亲会把所有东西打包好寄出去。我因此懂得了他是怎么用一无所有把一门门生意做起来的。这其实很容易。在 IT 生意里，那是个资本型的生意，也没问题。

劳伦：是的。你在《憨夺型投资者》里讲过其中一些商业模式。我得跟听众说一声，莫尼什出过两本书，《憨夺型投资者：低风险高回报的方法》（The Dhandho Investor）和《马赛克：投资视角》（Mosaic: Perspectives on Investing）。两本都很好，值得一读。你卖掉公司之后，是怎么接触到巴菲特那一派的投资和伯克希尔的？

帕伯莱：我 1991 年开始做生意。1994 年，我偶然听说了巴菲特。当时我只是想找本书在从伦敦度假回来的路上读，拿起一本彼得·林奇的书，一下就被吸引住了，想往这个方向再探一探。然后我读了第二本，彼得·林奇的书就读完了。在那第二本书里，他用一种很崇敬的口吻提到一个叫巴菲特的人。然后我开始去挖沃伦·巴菲特到底是谁。我很幸运，因为最早的两本他的传记刚出版，我读了。再后来就是那些书、伯克希尔的信，一整个世界就打开了。

读那些东西时，那个“啊哈”的时刻是：我和我父亲用来创办和经营一门生意的框架，和他用来判断一笔投资成不成立所用的思维模型，其实是同一套。真的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如果你是在创造或经营一门生意，你有大量繁重的运营工作要做；而在投资里，你只需要做完分析就完了，所有体力活都由别人干。我一直知道自己喜欢在市场上找这些供给缺口的过程。我发现，在创业里，你大概只花 2% 到 3% 的时间去想商业策略、想方向，剩下 95%、97%、98% 的时间都在干重活、把事情做出来。我享受那 95% 到 98%，但我真正享受的是那 2% 到 3%。读了巴菲特之后我意识到：哇，这等于把那 2% 的时间变成了 80%，而且你不用弄脏自己的手。

我父亲在那之后不久就过世了。我一直没机会跟他讨论这个模型。我真希望他懂这些，因为这两件事是高度相通的。巴菲特说：“我因为是商人，所以是更好的投资者；因为是投资者，所以是更好的商人。”基本上，我每次看一门生意、一笔投资，都会把自己放到经营者的位置上，透过经营者、CEO 的眼睛去看这门生意，然后问：驱动这个结果的，是哪两三个变量？这两三个变量可不可预测？因为没有哪个 CEO 是靠一张电子表格经营公司的。他们脑子里有模型，是相对简单的模型。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在哪里、竞争优势是什么，然后就盯住那一点，一直往前走。作为投资者，只要你能得到跟 CEO 用来经营公司的那套一样的模型，你就有基础判断它会往哪里走。

土耳其：赌徒的市场与便宜的资产

劳伦：非常有意思。莫尼什，今天的市场和今天的经济里有太多迷人的事情，在电话里挑一个话题都很难。我们有资产泡沫、通胀、地缘政治的混乱。跟我们的很多嘉宾一样，你做投资已经几十年，有历史视角这个优势。你觉得价值投资的机会正在酝酿吗？你今天在哪里找机会？

帕伯莱：我觉得对投资者有用的一件事是忽略噪音。所有这些宏观的东西都很难预测。你只要往回看三年，谁能想到会有一场大流行病？谁能想到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所有这些巨大的刺激政策造成了这样的通胀。这些事没一件在任何人的雷达上。宏观的东西很难预测，也很难找到任何依据。与此同时，如果你看茅台、星巴克或者微软这样的生意，你知道它们会超越这一切。所有这些对星巴克来说都是米老鼠级别的噪音。对星巴克来说，真正的问题是：它对顾客还是一种愉悦吗？围绕着这门生意发生的微观层面的东西，会压过任何宏观的东西。我认为微观永远是最重要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你能力圈里的具体企业上。

过去这几年，我开始去土耳其、去伊斯坦布尔，跑了几趟，我自己意识到一件事。事实上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伊斯坦布尔的 Airbnb 住了三个星期，挺好的。我开始一家一家去看伊斯坦布尔的企业。我有个好朋友，是硬核的格雷厄姆派价值投资者。他来过我的股东大会，我们成了朋友。2018 年我直接跟他说：“我想去看看你投资的每一家公司。”我看到土耳其非常不稳定，人们在往外撤。我在那里找到了几家了不起的企业，核心业务很好，人们却因为宏观跑掉了。我得说，土耳其大概 97%、98% 的上市公司是不可投的，因为通胀太疯狂了。但有一小条缝，2% 到 3%，它们超越了这一切，而且极其便宜。所以在那件事上，我想，对“该在哪里钓鱼”有一点理解是有用的。我们在土耳其的投资做得非常好。

劳伦：嗯。有意思的是，约翰·坦普尔顿（John Templeton）以那些宏大的判断闻名，听上去像宏观判断，但实际上他只是专注于世界上那些他能找到以压抑估值交易的公司的地方和地区。你配置资本也是这样吗？你是看估值来判断该在世界上哪里投资？

帕伯莱：是的。不过我在土耳其的做法并不是我通常的路子。有一个好的做法，而我刚开始的时候从来不是纯粹只投美国的投资者。我那样做了很久。后来我开始发现，找到符合标准的美国企业越来越难——符合能力圈、符合估值等等。比如 2012 年我投菲亚特克莱斯勒的时候，它的总部在意大利，估值却比福特或者通用低得多，而且没有像样的理由，毫无逻辑。事实上我发现，它是一门比那两家都好得多的生意，领导者也强得多。我说：“哇。”给你一个感觉：当时菲亚特克莱斯勒市值 50 亿美元，收入 1,350 亿美元。它的交易价格不到四倍——我是说，不到收入的 4%。那 50 亿里装着法拉利的 80%，而今天光法拉利就值 400 亿美元。法拉利当时只是里面小小的一块，后来分拆出去了。他们卖掉那些业务、那些板块，凡是分拆出来的都卖了数十亿。那一切都装在那 50 亿里。简直疯狂。Jeep 这个品牌、Ram 这个品牌，全都在里面。你有时候就会碰到这种怪事。

土耳其那个例子非常极端。比如 2019 年，我们投了一家公司，是土耳其最大的仓储运营商，1,200 万平方英尺，大约一百个仓库，都在伊斯坦布尔及周边最好的位置。你随便找哪个房地产经纪，把这个资产包给他看，他闭着眼睛都会告诉你，六个月之内他能把整个东西变现，作价十亿美元左右。2019 年那时候，我记得清算价值大概是 9 亿到 10 亿美元，负债 2 亿，净额大约 7 亿，而市值是 2,000 万美元。你是在以清算价值的 3% 买入。这还没算内在价值，只是清算价值。从那以后，他们以美元计又把这门生意的价值做上去了。我们现在拥有这家公司三分之一。买得便宜到荒唐。过去几年它以美元计涨了四五倍，但还是很便宜。问题是，我在这里永远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劳伦：当然。

帕伯莱：就是这些怪事，因为土耳其本地人是赌徒。中国人也是赌徒，但跟土耳其人比差远了。

劳伦：好吧，这我倒不知道。

帕伯莱：我在伊斯坦布尔见过一家很大的土耳其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他跟我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民游戏。他说在俄罗斯，国民游戏是国际象棋；在美国，国民游戏是扑克；在中国，国民游戏是百家乐。他说，你知道土耳其的国民游戏是什么吗？我说，你教教我。他说，土耳其的国民游戏是双陆棋。他说，国际象棋纯靠技术，扑克是技术加运气，百家乐和双陆棋纯靠运气。

劳伦：纯靠运气。是啊。

帕伯莱：一点技术都没有。在土耳其，有那种棋牌室，男人们去那儿待一整个下午玩百家乐。他们谈土耳其市场的时候就是这样谈的。他们不谈投资市场，他们谈的是“玩市场”。土耳其市场 80% 由内部人或者外国人持有，那部分不太交易。本地人持有的那 20%，每九天换手一遍。

劳伦：天哪。

帕伯莱：整整 20% 每九天换手一遍。而大多数土耳其人投资本地市场，是想十点钟进场、两点钟了结。

劳伦：天哪。哇。

帕伯莱：他们想十点买、两点卖，赚它个 8% 什么的，第二天再来一遍。

劳伦：那肯定不是坦普尔顿式的投资。约翰·坦普尔顿讲的是把眼光放到 200 年。

帕伯莱：巴菲特有句话，他说：“股票市场是一个把财富从好动的人手里转移到不好动的人手里的机制。”

劳伦：是啊，这句话很好。

帕伯莱：我觉得沃伦没去过土耳其，但这句话很贴。我是说，那 2,000 万美元的市值让我很震惊。我本来以为我连 5 万美元的股票都买不到，心想这肯定是个流动性极差的破玩意，我永远买不进去。结果成交量巨大，大得难以置信。我被成交量惊到了。

劳伦：哦，这很有意思。我们在国际市场看到很多机会。我是说，跟美国市场比，国际市场非常低迷。你还在往印度配置资本吗？

帕伯莱：在。我是有点跑偏了，因为那两年哪儿都去不了。在我见到人之前，我真的没法在印度、土耳其或者任何地方投资。

劳伦：管理层。

帕伯莱：对。疫情把这件事彻底打乱了。现在我们重新回到轨道上。印度这边还没有新的投资机会出现。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土耳其找到了几家很好的企业。我觉得，如果我手里只有一小笔钱、从头开始，我会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到土耳其。因为那个市场就是这样。有一家公司——我还没投——叫 Dogus Automotive，把大众旗下所有品牌进口到土耳其。他们垄断了大众、保时捷、宾利，以及大众旗下所有其他品牌。造车这门生意没什么意思，但汽车经销这门生意很好，尤其是配件和服务，做得特别好。他们是独家进口商，在新车价格上没人能跟他们竞争。他们跟大众的关系非常好。我的意思是，这有点像那种特许经营，就是能一直做下去，占土耳其大众品牌大约 14% 的市场份额。你能找到这样的企业，而它们的交易价格只有三倍市盈率之类，很好。

达克沙那基金会

劳伦：非常、非常有意思。我想请你花一两分钟讲讲你的慈善事业，达克沙那基金会，我对它印象很深。你每年都很客气地寄年报给我，做得很好。能不能跟大家讲讲达克沙那基金会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当初是怎么受到启发去资助它的，以及你们在印度做的那些重要工作？

帕伯莱：好。我想你可能会在你叔公身上找到很多共鸣，他在慈善上做得非常出色。问题在于，如果你在投资上哪怕只是还不错，就像巴菲特说的，你想不富都难，而最后这些钱我们带不走。把它交给自己的基因库、给子女留下大笔遗产，只会弊大于利。巴菲特说过，如果你是杰西·欧文斯——那位短跑运动员——的儿子，你从 100 米线的 10 米处起跑没问题，但从 40 米处起跑就不行。从 40 米处起跑，你成不了伟大的短跑选手。如果你不把钱给基因库，而是要还给社会，那我当时真的很幻灭。几年前我开始看这件事，我说，好，如果我今天必须做这件事，我会把钱给谁？但我其实只想开一张支票。我真的发现，大多数慈善机构有很好的心，但没有很好的脑子。他们不懂社会投资回报率，不懂怎么衡量结果这一类东西。

我其实是被迫创办达克沙那的，出于一种必要。我说，我得学会这一块、把它做好，这样等我七八十岁、脑子开始不灵的时候，我不至于只是开一张大支票了事。因为那时候我大概会比今天做得更差。现在这个安排其实是一个实验场，如果财富增长，希望它能随时间扩大规模。我们在印度找出非常有天赋、但非常穷的孩子，想办法把他们送进 IIT，也就是印度的麻省理工。这些学校非常好，几乎免费，由政府补贴，但极难考进。事情演变成：除非你是中产或以上，更准确地说是中上阶层，你根本付不起应试的补习和准备费用。虽然政府设置它是为了人人平等，它实际上变成了中产和中上阶层的通道。我们做的事，基本上是把起跑线拉平。我们找出穷孩子，把他们带进来做一到两年的密集备考。效果非常好。IIT 的录取率大概是 1%、1.5%，我们的成功率是 70% 到 80%。

劳伦：难以置信。你们每年带多少个孩子？

帕伯莱：我们通常一年招 1,000 个左右，其中大约 700 到 800 个能到达应许之地。剩下的那些也进了第二档的学院，那些也相当不错。

劳伦：有没有哪个你帮助过的学生，有什么特别鼓舞人心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帕伯莱：嗯，倒没有哪一个。每年我都会去学子家里走访。我们有很多很多故事。有一个孩子，现在在谷歌的山景城。他小时候，父亲是个裁缝，但是海得拉巴一个贫民窟里的裁缝，也算是个体户，全看那天有没有接到活。有时候他们上床睡觉时，有的只是白米饭。有时候上床时连白米饭都没有，就饿着睡。有时候他会被学校赶回来，因为交不起学费——20 卢比。20 卢比是 25 美分。一个月 25 美分的学费，他父母都付不出。

劳伦：这是私立学校，还是你们基金会对接的学校？

帕伯莱：不是，这就是一所公立或者私立学校。但私立也是很底层的私立，就是一所私立学校。

劳伦：明白。不过私立学校在印度非常普遍，连很穷的孩子在印度也上私立学校。

帕伯莱：对。他通过了我们的测试，我们就收了他。IIT 大概有 130 万个孩子报考，录取 1.5 万个名额。入学考试非常难，会给你排名，第一、第二、第三这样。他排第 63 名。130 万人里的第 63 名。他去了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计算机系。快毕业的时候，我跟他说，听着，你把简历用邮件发给谷歌，一定要把你的排名写上。别的都别管，就写你的 IIT JEE 排名，就这样。谷歌看的就是这个，反正他们招的本来也是 IIT 毕业的。他们 Skype 面试，然后把他接到了美国。他家以前好月份收入大概 70 美元，一天 2 美元那种水平。他现在升得非常高，职级 6 级，一年收入在 30 万到 40 万美元以上。

劳伦：哇。

帕伯莱：他说，他拿到的第一张工资单，就超过了他全家几十年所有工资、所有积蓄的总和。

劳伦：莫尼什，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故事。我觉得你通过达克沙那基金会回馈社会，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如果我的听众想更多了解达克沙那基金会、了解你的书、了解你的投资基金，最好的联系方式是什么？他们怎么才能了解更多？

帕伯莱：最好的办法就是谷歌。谷歌会告诉你的。

劳伦：好。

那就这样。你们是从马嘴里亲耳听到的：去谷歌，它会把你带到莫尼什那里。莫尼什，这些年来你对我和我丈夫非常客气，总是那么友好，什么事都愿意带上我们。我无法表达我们有多感激。今天请你来是我的荣幸，认识你和你美丽的女儿也是我的荣幸。另一个女儿我还没见过，但我相信她一定也很美。非常感谢你，希望明年能在奥马哈见到你。

帕伯莱：好啊。劳伦，对我来说，我从约翰爵士身上学到了太多，能和你成为朋友非常特别。你显然跟你父亲有很深的联结，他是非常好的投资者，你跟你叔公也一样。能和一个那么了解他的人交流，真的很好。

劳伦：哦，谢谢。我真的很想念他，但我觉得我通过自己的工作——担任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主席——在帮他把遗产延续下去。我深度参与他的慈善事业，只是想把一件好事继续做下去。谢谢你这些好话，也谢谢你今天来。

帕伯莱：好，太好了。谢谢。

劳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