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对班加罗尔扶轮社：慈善的社会投入资本回报率

2024 年 6 月 19 日，帕伯莱应班加罗尔市中心扶轮社（Rotary Bangalore DownTown）与 Fellowship of Wealth Creators 之邀演讲，主题是慈善的社会投入资本回报率，随后回答提问。主持人：扶轮社员比朱（Biju）。

用资本配置者的眼光看慈善

帕伯莱：我想这个题目和你们最初提的有点不一样。我建议的题目是谈谈社会投入资本回报率，我想这可能会引起扶轮社员的共鸣。扶轮社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在世界各地有许多分社，尤其是印度的许多分社做出了杰出的工作。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从资本配置者的视角去看待慈善和公益，这个思路可能相当有力量，能带来很多通常不可能实现的变革性影响。

2019 年有两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一对夫妻：法国女士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她的印度丈夫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他们就这个主题写过几本书，比如我手上这本，就是他们较新的一本。两人在衡量社会影响方面都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当我们想在世界上做好事、想帮助人类、改善世界时，衡量投入与产出就变得非常重要。投入产出比是我们思考投资的根本。

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个又穷又饿的人坐在寺庙外面，等着有人给他点吃的。一些心地善良的人给他食物，或者给他钱去买吃的。显然，这有正面的影响。如果我们帮他变得更健康，给他提供一些医疗照顾等等，你为帮助这个人所做的任何事都是净正面的。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完全没问题。如果你问自己：“给这个人一顿饭有什么影响？”或者再进一步：“一年 365 天、每周七天、每天给他三顿饭，有什么影响？”显然，这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对社会的实际益处，可能并没有达到最优。要真正造福社会，就需要把它和其他举措对照，拿来比较一番。我们有那个坐在寺庙外面挨饿的人，你可以给他食物等等，那是有帮助的。再比如，班加罗尔有一个无家可归的家庭，一些心地善良的人帮这个家庭提供了住处。这同样有成本。如果你要比较这两项举措——一项是给一个人饭吃、提供他所需的基本热量，另一项是给一个家庭提供住处（社会上弱势群体需要的一切，谁也不可能样样都做）——

两者之中，哪一个对社会的回报更高？大多数慈善事业、大多数慈善组织的情况是，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之所以从来没人考虑，是因为它太难回答了。你怎么衡量给某人食物的影响？比如说：“好，这件事的影响是 X、Y、Z，成本是 X，收益是 Y。”而给一个家庭提供住处，成本是 A，收益是 B。A、X、Y、B 之间怎么比较？这些比较就变得很难。而这正是埃丝特·迪弗洛和她丈夫试图去做的。他们研究了不同非营利组织所做的各种事业，在拉贾斯坦邦做了大量实地调研，试图量化和衡量结果。对大多数慈善工作来说，衡量结果极其困难，因为这些事情太主观、太模糊了。比如在洛杉矶有一群无家可归的吸毒者，有家非营利组织免费给他们提供针头，希望至少减少因针头污染而传播的疾病，这同样是做好事。但这三件事你怎么比较？针头项目比给寺庙外那个人食物更好吗？还是比给一个家庭提供住处更好？三者之中哪个最好？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确切知道，三者之中最好的是给家庭提供住处，那我们就会忽略另外两项，尽可能多地为家庭提供住处，因为那就成了一个不用动脑子的决定。慈善领域的第二个问题，我用美国的例子来说明，印度可能也有类似情况。拿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或者福特基金会来说，假设洛克菲勒基金会有 10 亿美元，通常以某种分散的方式投资。美国针对非营利组织的慈善法规定，它们每年必须花掉全部本金的 5%，才能保住非营利地位。它们有 10 亿美元，所以每年要花 5,000 万美元，把这 5,000 万花在各种不同的项目上，也许一部分用于针头项目，一部分用于帮助印度的无家可归者。它们投资的那 10 亿美元，每年平均下来大概能有 7% 或 8% 的回报。一年以后的情况是：它们花了 5,000 万，赚了 7,000 万到 8,000 万。再过一年，它们手里就有 10.2 亿美元，比一年前的 10 亿多出 2,000 万。

非营利组织缺少反馈机制

它们花掉的那 5,000 万到底有没有产生正面影响，根本无所谓。这无关紧要，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会花掉 5,000 万，同时赚得比这多 40%。本金会不断增长，这个组织会永远存在下去，无论它做得好不好。再拿班加罗尔的一家营利性公司 Infosys 来说。它长期以来做得非常好，管理极其出色，非常赚钱，市场给它的估值也非常高。如果 Infosys 提供没用的服务、服务质量很差，那么第二年它的销售额就会下降；如果它继续提供糟糕的服务，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客户永远离开。最终，不管它银行里有多少钱，这家公司都会不复存在，它会破产。在资本主义体系里，有一个天然的反馈循环：如果一家公司不能提供高价值的产品或服务，市场体系最终会把这些企业淘汰掉。资本主义在基本框架里就内置了天然的创造性破坏。正因为有创造性破坏，我们这个社会才会一年比一年好：那些不怎么样的企业，或者不再能提供多少价值的企业，会不断被淘汰或清算，新的企业会进来，提供好得多的价值和好得多的结果。

但在非营利领域，看看洛克菲勒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每年支出 5%、收入 7%，就没有这样的反馈循环。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一千年里，它们可以无休止地为社会提供糟糕的服务，而这无关紧要，它们依然会存在。一个有心优化、想用有限资源为投资者或社会提供最大价值的非营利组织，就必须人为地采用一套不同的规则。几乎所有的非营利组织，不但不知道这些规则，也不去应用这些规则。要应用它们，首先得知道它们。除了我和少数几个像埃丝特和阿比吉特这样的人，没有人知道这些规则，没有人想去了解这些规则，也没有人在乎这些规则。我想稍微谈谈这些规则。我们来讨论结果的衡量。在资本主义体系里、在营利的世界里，衡量结果是不必要的，因为市场会决定你提供的服务好不好。如果你提供的服务不好，市场就会把你淘汰。在非营利领域，我们达克沙那刚起步时是这么做的。我们说：“好，在非营利领域衡量结果非常困难，但在非营利领域衡量结果又是绝对必要的。”如果你不衡量，怎么知道自己做得怎么样？怎么知道自己是有用还是没用？我们在达克沙那做的，是把问题反过来。我最喜欢的查理·芒格语录之一就是“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我们把问题反了过来。我们说，我们不会先挑一项事业，再去想办法衡量这项事业的结果；我们要挑那些我们知道结果容易衡量的事业。比如寺庙外面那个挨饿的人，要弄清楚结果有很多复杂之处，尤其是当你想把它和其他选项比较时。光是拿寺庙外挨饿的人和给无家可归的家庭提供住房这两者比较：如果你有 1 crore（1,000 万）卢比，是用来给饥饿的人提供食物，还是给 10 个家庭提供永久住所，哪个更好？我不知道哪个更好。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

达克沙那：选结果容易衡量的事业

我们在达克沙那的做法是，我们说，我们不去回答这类问题，因为这类问题很难回答。我们要挑答案容易的事业。在帮助人类的种种事情里——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等等——我们决定挑那些结果容易衡量的事业。达克沙那挑的事业是教育。我们选择教育有两三个原因。最大的原因之一是，教育的结果衡量起来非常明显。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拿教育和寺庙外那个人作比较：“授人以鱼，只供一日之需；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对于寺庙外那个人，你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是每天给他三顿饭；另一种是想办法给他提供某种技能或帮助，让他最终能工作、能养活自己。即便不做太多衡量，总的来说第二种做法的社会投入资本回报率很可能更高。我们决定要教人钓鱼，不想给人鱼，因为单单是教人钓鱼，本身就会有好结果。

达克沙那的第二点是，我们最初的重点是找出那些极其贫困但非常聪明的孩子，16 岁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通常是文盲，是劳工、农民或者干蓝领工作的，从来没上过大学，甚至可能不会说英语。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群体。我们会找出这些家庭的孩子，接管他们两年的教育，也就是 11 年级和 12 年级，然后把他们送进印度理工学院（IIT）。达克沙那做这件事已经 17 年了。回顾这 17 年，我们招收的孩子里大约 70% 被 IIT 录取，接近 90% 被国立理工学院（NIT）或 IIT 录取。如果算上进了其他工程学院的孩子，比例大概接近 95%。成功率非常高。举个例子，在班加罗尔，我们有很多校友。我们的孩子来自印度各地：有来自克什米尔卡吉尔（Kargil）的孩子；我们把一个来自安达曼群岛的女孩送进了 IIT；我们把来自孟加拉的孙德尔本斯三角洲、来自阿鲁纳恰尔邦的孩子，把来自印度非常非常偏远角落的孩子送进了 IIT。

他们毕业后，很多人最后都到了班加罗尔。比如我们在班加罗尔的一位达克沙那校友拉吉夫·库马尔（Rajiv Kumar），来自北方邦法塔赫布尔县，我们录取他的时候，他父母的月收入不到 5,000 卢比。他在班加罗尔的谷歌已经工作 10 年了。他 2014 年从 IIT 坎普尔分校毕业。谷歌每年付给他 1.9 crore（1,900 万）卢比。如果他调到加州山景城——只要他愿意，公司是允许的——他的年薪会涨到 80 万美元左右。但就看他在班加罗尔拿到的报酬，每年 1,900 万卢比，而这个家庭过去每月收入 5,000 卢比，一年 6 万卢比。他们从一年 6 万卢比，变成了一年接近 2,000 万卢比。为了让他们从 6 万变成 2,000 万，达克沙那在这个人身上花了大约 2.5 lakh（25 万）卢比。我们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 25 万卢比。我们招收的家庭，通常月收入不到 100 美元，大约 7,000 到 8,000 卢比，很多家庭月收入还不到 2,000 到 3,000 卢比。如果我对任何人说：“你看，这里有个贫困家庭，月收入 5,000 卢比，或者就算 1 万卢比吧，我希望他们的收入变成每月 5 万卢比。

从 5,000 变成 5 万，能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我对你说：“我给你 25 万卢比，你随便挑一个家庭，六年之内，我们要让这个家庭的收入达到今天的 10 倍以上。”大多数情况下，答案会是：做不到。如果我去找寺庙外面那个人，看着他说：“好，我们来给这个人做技能培训，看看能给他提供什么，让他的收入达到 5 万。”这几乎肯定会失败，行不通。它在达克沙那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仁慈的印度政府有一套了不起的大学和学院体系，叫印度理工学院。IIT 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读书几乎免费。如果撤掉政府对 IIT 的补贴，让 IIT 按学费、食宿等一切的实际成本向在读学生收费，每年大约要 15 到 20 lakh（150 万到 200 万）卢比。撤掉政府资助的话，每个学生每年的花费接近 200 万卢比。一个人读完四年 IIT，大约要花 80 lakh（800 万）卢比。

拉吉夫·库马尔在班加罗尔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蜕变，是因为那 800 万卢比不是我们花的，是仁慈的印度政府花的。可是仁慈的印度政府并不在乎你上 IIT 时是穷是富。如果你是安巴尼（Ambani）的儿子，上了 IIT，你能拿到补贴；如果你是某个赤贫之人的儿子，上了 IIT，你也拿到同样的补贴。这是一项非常愚蠢的公共政策，但现实就是这样。印度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很多愚蠢的公共政策。我们看到有这样一项现成的政策：只要你把一个人送进 IIT，就能解锁 800 万卢比的政府支持；而要解锁这 800 万卢比的政府支持，拉吉夫·库马尔就得被 IIT 录取。要被 IIT 录取，辅导费要花 3 到 5 lakh（30 万到 50 万）卢比。像拉吉夫家这样一年收入 6 万卢比的家庭，怎么拿得出 40 万卢比的辅导费？拿不出来。事实上，我们招来备考 IIT 的孩子，很多连 IIT 这个词都没听说过。如果你在孙德尔本斯或者安达曼群岛长大，你不知道 IIT 是什么，从来没听说过 IIT。

他们连上 IIT 的梦想都不可能有，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它。就算听说过，他们也永远不知道怎么考过，因为安达曼群岛没有 IIT 辅导，法塔赫布尔县没有高质量的 IIT 辅导，孙德尔本斯、阿鲁纳恰尔邦、偏远的特里普拉邦等地都没有辅导。这里有认知问题，有辅导资源问题，还有负担能力问题。但我们在达克沙那意识到，高质量的大脑到处都有。IIT 本该汇聚全印度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出最好的工程师。但实际发生的是，它们汇聚的是印度城市里中产及以上阶层的最优秀人才，从这个群体里培养出最好的工程师。如果你来自农村，或者来自城市但很贫穷，你就被排除在外了。把农村排除在外，就已经排除了全国 70% 的人口，大约 9 亿人。再把城市贫困人口排除在外，又排除了几亿人。全国大约 85% 到 90% 的人，连去那里的机会都没有。

我们在达克沙那意识到，这 800 万卢比的补贴，是改变家庭命运、让人从零变成英雄的关键。如果我们要在每个孩子身上花 825 万卢比，我们是花不起的，投入资本回报率也会非常低。假如 IIT 没有补贴，达克沙那就得花 825 万卢比：25 万用于辅导，800 万用于四年学业。那我们的社会投入资本回报率就会很糟糕。因为现在如果我回过头来对你说：“寺庙外面有个人没饭吃，我给你 825 万卢比，请把他的收入提高到每月 5 万。”你只需要把这 825 万存进银行，银行每年会给你大约 40 万到 50 万卢比的利息，他的收入立刻就到了每月 4 万到 4.5 万。如果你愿意花 850 万卢比，你可以让寺庙外那个人永远吃上饭，没问题，甚至可以给一个无家可归的家庭提供住房。但这样一来，社会投入资本回报率就非常低。达克沙那做到的，我称之为一种“巧招”（hack），或者用印度的说法，叫“土办法”（jugaad）：我们拿来一个原本从未打算用于扶贫的政府项目，把它变成了一个扶贫项目，而这种方式是当初设立这个项目的官员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纳沃达亚学校与达克沙那的选拔

政府设立了一套学校，叫纳沃达亚学校（Jawahar Navodaya Vidyalaya，JNV）。班加罗尔有两所，印度几乎每个县都有一所。这是拉吉夫·甘地最大的成就，却没人知道。拉吉夫·甘地有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他上过杜恩学校（The Doon School），那是一所非常精英的寄宿学校，过去是印度最好的寄宿学校，现在大概也还是。他在那里过得很开心。那所学校从 6 年级读到 12 年级。他异想天开地想给全印度农村的贫困孩子提供杜恩学校式的教育。他去找当时的人力资源部长纳拉辛哈·拉奥（Narasimha Rao），告诉他自己想做这件事。纳拉辛哈·拉奥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了不起的是，这套学校体系真的建起来了。不仅建起来了，他们还能把杜恩学校的很多要素拿过来，在全印度 660 所学校里复制。全印度有 660 所这样的寄宿学校。如果你去参观这些学校，大多数情况下你会对你们的政府刮目相看，会惊叹我们的政府居然能把事情做得这么好。

他们在印度每个县都设了一所这样的寄宿学校，并且制定了一套类似麦当劳那样标准化的模板，规定一所学校应该是什么样子。每所学校占地 30 英亩，都是从 6 年级到 12 年级的寄宿学校，采用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CBSE）的课程。这是全寄宿制学校，政府承担一切费用。中央政府的做法是告诉各邦：“你们在每个县给我们提供 30 英亩土地，我们来建学校，你们县的学生可以免费上这所学校。”显然，各邦也能得到好处。这些学校有点像迷你版的 IIT。每年这 660 所学校的 6 年级各招 80 个孩子，分 A、B 两个班，每班 40 人。政府在全印度为 5 年级学生组织一场与语言无关的智商测试，任何 5 年级学生都可以参加。考试的设计不依赖于英语、印地语之类的语言。全印度每年大约有 40 lakh（400 万）个孩子参加这项考试，纳沃达亚学校有 4 万个名额给录取的学生，录取率是 1%。所有的统计和选拔都在德里完成。校长或学校里的任何人都无权录取哪怕一个孩子。他们会从德里拿到一份名单，告诉他们这 80 个孩子将进入你们学校，他们就必须接收这 80 个孩子。来到这些学校的孩子，从智商角度看已经是前 1%。这些学校用英语教学：随着孩子水平提高，到 8 年级或 9 年级时逐渐转为英语教学，所有课程都用英语讲授。

达克沙那在这些孩子读 10 年级时举行我们的选拔考试。10 年级有 4 万个孩子。2007 年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在加州尔湾会收到德里这些学校负责人发来的一张电子表格，有 4 万行，是全印度所有这些孩子的考试成绩。我大概花 10 分钟，就把这 4 万人的名单筛到成绩最好的 4,000 人。然后我们邀请这 4,000 个 10 年级的孩子参加达克沙那的选拔考试，他们在全印度三四十个考点参加考试，学校负责接送。从我们考过的这四五千个孩子里，我们挑出大约 400 个，也就是大约 10%，录取他们接受两年的 IIT 辅导。达克沙那学子是从最初 400 万个孩子里选出来的 400 个。招了这 400 个孩子，我们怎么会不让八九成考进 IIT 呢？他们聪明得都要溢出来了。

在班加罗尔为谷歌工作、年薪接近 2,000 万卢比的拉吉夫·库马尔，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员。我们做的，只是利用政府的这整套机制，去找出智商非常高的大脑。把 25 万卢比花在一个智商非常高的大脑上，和把 25 万卢比花在给寺庙外某个穷人提供食物上相比，前者的回报要比后者高得多。我们知道这种社会资本回报率极高。之后几年，达克沙那把这个模式扩大了规模。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校园，占地 109 英亩。任何时候都有 1,400 个孩子在我们自己的校园里备考 IIT。我们有 600 个孩子，最终会增加到大约 2,000 个。这就是我们做的事。达克沙那每年大约花 250 万美元，大约 2 亿卢比左右，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投入资本回报，回报高到无法衡量。拿拉吉夫·库马尔来说，他的子孙后代、他的堂兄弟姐妹、他的兄弟姐妹以及所有人，现在的处境都不同了。这样的社会影响有多大？趋近于无穷大的社会影响？它极其高，高到连去衡量都没有意义，因为衡量出来的数字太极端了。达克沙那就是这么看的。我希望其他非营利组织能研究一下迪弗洛、班纳吉和达克沙那，试着用这种方式去做事。

在我结束独白之前，还有一件事：我们做辅导的较大中心之一就在班加罗尔。我们在那所学校建了一座查尔斯·T·芒格楼（Charles T. Munger Hall）。我们在班加罗尔的辅导基础设施上花了大约 350 万美元，可同时容纳大约 240 个孩子。它在机场附近，靠近耶拉汉卡（Yelahanka）。如果你们什么时候想去参观，可以给我或者阿努拉达（Anuradha）捎个话，我们可以安排你们去学校看看。你们可能会对你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以及达克沙那与政府之间的公私合作，感到非常惊叹。好，我就说到这里，交给你们，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意见。谢谢。

问答：巴菲特的捐赠与达克沙那的扩张

比朱：谢谢莫尼什。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话题，对我们扶轮社的世界也是如此。我稍后会开放提问，在那之前想先问一个问题：沃伦·巴菲特是怎么把钱捐给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据我所知他们俩是好朋友，所以您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他也是这样衡量的吗？

帕伯莱：巴菲特面对的问题比我们难得多。他想把 99% 以上的财富捐出去。如果他没有开始捐赠，他会是世界首富；现在他依然位列世界前五到前七名富豪。巴菲特在 2005 年决定，每年把自己手中剩余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拿出 5% 捐出去，主要捐给盖茨基金会：85% 给盖茨基金会，另外他三个孩子的基金会各 5%。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流通股大约有 150 万股，每股大约 60 万美元，公司市值大约 9,000 亿美元。在开始捐赠之前，沃伦·巴菲特持有公司大约 35% 左右的股份，大约 50 万股。2005 年他持有 50 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第一年他捐出 2.5 万股，也就是 5%，剩下 47.5 万股；第二年他捐出 47.5 万股的 5%，比 2.5 万股略少一点。如果从那时到现在每年都算一遍，捐出的股数每年都会减少一点，因为基数在减少。

但关键是，由于伯克希尔·哈撒韦每年的复利增速超过 5%，他的净资产依然在增长。就算他活 1,000 年，也还捐不完他所有的钱，还会剩下钱，因为每年捐的是剩余部分的 5%。他还有一个我们大多数人没有的特殊问题。他开始这项捐赠计划时，净资产是 1,000 亿美元。如果他一分钱都没捐，那笔净资产今天大约会有 3,000 亿到 3,500 亿美元，他会是首富。今天的首富是 LVMH 的老板，大约 2,000 亿美元，而巴菲特会是他的差不多 1.5 倍到 2 倍。你会遇到的问题是：当你想捐出 3,500 亿美元时，怎么捐？捐给什么，才能对社会产生正面影响？面对这个规模巨大的问题，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说服比尔·盖茨，除了盖茨自己的钱之外，再接受他的钱，通过盖茨基金会把钱发放出去。按盖茨基金会捐赠的规模，每年是几十亿美元。他们做疫苗、防治疟疾、各种女性健康和生殖健康项目、美国教育等等。

巴菲特每年捐出的钱数额巨大，大约 60 亿美元，所以他的选择非常有限。在这个范围内，他面对的问题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样的。如果伯克希尔·哈撒韦今天要做一笔能对公司起决定作用的投资，那必须是一笔超过 250 亿或 500 亿美元的投资。印度有多少家公司的市值能超过 250 亿或 500 亿美元？世界上又有多少家公司，市值大到让他的持股价值不到这家企业的 10%？世界上有多少家公司的市值在 2,000 亿或 5,000 亿美元以上？巴菲特的问题是规模问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谢天谢地，我们没有这种规模问题，我们可以比他灵活一点。刚才有人问我的电子邮箱。如果你们有赚钱的项目，我的邮箱是 mp@pabraifunds.com；慈善方面的事，邮箱是 mpabrai@dakshana.org。就是这两个地址。交回给你，比朱。

比朱：非常感谢，讲得非常清楚。下一个问题是：“在当今世界，达克沙那如何看待通过在线教育内容来创造机会的慈善方式？”

帕伯莱：在提高效率、把我们的工作数字化方面，我们研究过很多。到目前为止，得出的答案总是：对于 IIT 入学考试这类事情，转向数字化后，录取率会下降很多。如果依靠数字化，我们现在就能覆盖多得多的孩子。最近我和 Physics Wallah 通了一次很愉快的电话，他们做得非常好。他们想在一些方面和我们合作，他们在数字化方面有真正的长处，想免费给我们提供各种东西，让我们可以扩大覆盖面。我们正在研究，会做评估。目前达克沙那是一英寸宽、一英里深。我们得看看，变成一英里宽、一英寸深对我们是否有意义。

比朱：哇，非常有意思，谢谢。前任社长拉姆达斯（Ramdas）问：“达克沙那是一个了不起的例子。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它扩大规模，产生颠覆性的社会影响？”

帕伯莱：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给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是：2054 年 6 月 11 日，我将离开地球。离我告别地球的日子还有不到 30 年，29 年零 350 天。我有一台复利运转良好的引擎，还有另一台捐出财富的引擎，也就是通过达克沙那捐赠。我当初是克隆了沃伦·巴菲特：我们刚创办达克沙那时，我说：“好，就像巴菲特每年捐出 5% 那样，我先从每年捐出我们财富的 2% 开始。”当时净资产大约 5,000 万美元，所以那时我们每年捐 100 万美元。我的目标是，在告别地球的前一天，也就是 2054 年 6 月 10 日，我名下只剩 5,000 卢比，其他的全部捐光。有个人叫查克·费尼（Chuck Feeney），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可以上谷歌搜一下。查克·费尼前不久去世了。他创办了一家叫 Duty Free International 的公司，还创办了泛大西洋投资（General Atlantic Partners）等很多公司。他身家数十亿美元，他的目标是去世时一无所有。

过去几十年里，他一直在捐钱，大多是匿名捐给大学、医院等等。查克·费尼在旧金山去世时，租住在旧金山一间很小的单间公寓里，留下的全部资产不到 10 万美元，他去世后家人也把这些捐了出去。查克·费尼是我的英雄。我喜欢玩数学游戏，喜欢和数字打交道。我面临的挑战是，达克沙那需要随着时间扩大规模。我们目前每年捐大约 250 万到 300 万美元。我们得把它扩大，也许几年后达到每年 1,000 万或 2,000 万美元，再过几年达到每年 3,000 万或 4,000 万美元。我们会做到的。会发生的是，投入资本回报率很遗憾会下降，就像盖茨基金会因为规模太大，回报率比我们低一样。但没关系。只要绝对数字在上升，回报率下降也没关系。我在玩两个游戏：一个是复利游戏，用来增长和积累财富；另一个是捐钱的游戏。第二个游戏需要大幅加码。我们会努力做到，努力效仿查克的榜样。

比朱：下一个问题，大概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来自维诺德（Vinod）。请提问。

提问者：谢谢比朱。莫尼什，我的问题是，达克沙那基金会是只关注 IIT 和 NIT，还是只关注那 400 个学生？

帕伯莱：我们现在每年招收 1,000 个孩子。我们已经扩展到了医学方向，所以有 IIT、NIT、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AIIMS）和公立医学院。我们在每个孩子身上大约花 2,500 美元，所以这 1,000 个孩子的支出大约是 250 万美元。我们在浦那有一个大校园，刚刚启动了扩建。这个校园目前能容纳 600 个孩子，我们正在花大约 1,200 万美元，把容量提高到大约 1,100 个孩子，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接下来，校园扩建完成后，我们每年的支出就会从大约 250 万美元增加到 400 万或 500 万美元左右。我们一直在看还能做些什么，在尝试不同的做法，研究不同的方向。也有一些非常令人钦佩的组织。比如有一个组织你们可能非常熟悉，Akshaya Patra 基金会。它在班加罗尔，做的工作令人难以置信。Akshaya Patra 创造的社会投入资本回报率非常高。他们配合政府做的午餐项目非常好，运作得很成功。比如说，假设我将来某个时候每年能给 Akshaya Patra 200 万美元，让他们扩张得更快。我担心的是，我去找他们时，他们会说：“我们接不了，我们扩张不了。”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但我们会努力这么做，会看看其他模式。Akshaya Patra 基金会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我们在印度还知道其他几家基金会，比如 Foundation for Excellence 和 Teach for India。我一直在努力了解大家在做什么工作。班加罗尔还有一家你们可能知道，叫 Nudge，也在做非常好的工作。我们也会研究一下。我们不需要一切都自己来做，我很乐意只是开支票，那也挺好，没问题。

帕伯莱：这次交流我很愉快，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