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摘要

帕伯莱建议想做投资管理的学生先用自有资金建立可审计的业绩记录;判断管理层要看公开的历史记录,而不是听他们推销。美光的前提是理性的三家寡头,2023 年三星抢份额后他选择退出。他用“漂亮 50”与沃尔玛说明,股市回报来自极少数股票,关键是拿住而不是卖出,除非估值离谱。Reysas 七年以美元计上涨 120 多倍,他的工作就是什么都不做;Kaspi、土耳其“好市多”和 Constellation 都是不对称押注。他还谈了集中持仓、增量资本回报,以及芒格节俭而务实的金钱观。

2026 年 8 月 25 日,帕伯莱与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投资俱乐部的学生交流,谈寡头市场中的投资、何时卖出股票,以及如何通过管理层的历史记录判断一家好企业。主持人:高兹坎(Gowzican,音)。

入行建议与如何看管理层

高兹坎:非常高兴您能来。我叫高兹坎,代表哥本哈根商学院(CBS)投资俱乐部发言。CBS 投资俱乐部是由学生运营的社团,也是一只专注北欧股票的投资基金,聚集了全校对市场和资本配置感兴趣的同学。有些同学可能还不认识莫尼什,他是帕伯莱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也是 Dhandho 基金的 CEO,著有《憨夺型投资者》。此外,他还从事一些慈善事业:他是达克沙那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资助印度贫困家庭的孩子考进印度理工学院(IIT),IIT 相当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莫尼什,我们直接进入问答环节吧。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想进入投资管理行业、也许想效仿巴菲特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帕伯莱:我首先建议的是,你需要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是一个好的投资者,并且很可能是别人血汗钱的好管家。

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用自己的资金在几年里建立一份可审计的业绩记录。我的建议是开一个专用的券商账户,不要从里面这里开张支票、那里开张支票,这样到了某个时候,可以把这个账户交给审计公司,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审计出收益到底是多少。第一件事是,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比如 5 年、10 年,建立起记录,并且让你自己相信你确实擅长这件事。如果这一步顺利,接下来再去说服别人把钱交给你管理。在这方面,你要把精力放在亲戚、朋友和傻瓜身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傻瓜。

高兹坎:有意思。下一个问题:研究一家公司时,您怎么跟管理层打交道?他们往往很会推销,也很有个人魅力。您怎么应对?

帕伯莱:看历史记录就能了解管理层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些记录是公开的。如果这个团队和这位 CEO 已经在位一段时间,你就有相当扎实的数据,知道他们过去做了什么,这能很好地说明情况。你也可以找竞争对手聊聊,看他们怎么看这家公司和这些人。这些你都能摸得比较清楚。你不一定非得跟管理层接触才能形成看法。事实上,跟管理层接触反而可能造成扭曲,而看历史和过往记录也许能得到更干净的判断。

美光与寡头格局

高兹坎:有意思。下一个问题:如果我没记错,您美国组合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美光(Micron)。过早卖出美光,您学到了什么?

帕伯莱:那笔投资是我和李录一起做的,李录替查理·芒格管理一部分资金。李录和我跟查理讨论过这笔投资。我们大约在 2017 年买入,2023 年退出。我对退出没有任何后悔,因为根据我们当时看到的数据,退出是合理的。当然,此后它涨了很多。

投资美光的前提是,存储市场由 SK 海力士、美光和三星三家组成的理性寡头控制。第四家要在存储行业做到规模,进入壁垒极高:专利、工艺、资本,还有各种障碍,第四家几乎没有机会成功。这个市场只有三家,而且据我们判断,三家的行为都很理性,因为它们都盈利、都在赚钱,没有互相厮杀。

我跟查理讨论过一个问题:这种寡头格局在现金流和业务前景上是否稳定,还是有需要担心的地方。查理说,沃伦·巴菲特研究过大量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装瓶商,分布在美国各个城市和世界各国。那是两家寡头的格局。他说,大概 95% 或 97% 的市场里,某一地区的可口可乐和百事装瓶商都行为理性,两家都赚钱。但有 3% 到 5% 的市场,其中一家决定要提高市场份额,在促销和定价上变得更激进。另一家当然不得不回应。虽然有品牌忠诚度,但如果我去买一箱 12 罐的可口可乐,而 12 罐装的百事便宜 30%,我就会换。品牌忠诚度是有的,但没有那么极端。在这些一家想从另一家手里抢份额的市场里,谁都赚不到钱,因为那是一场逐底竞争。另一家也做出反应,价格一路下跌,竞争越来越激烈。通常来说,拥有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厂就等于拿到了印钞许可证,但在 3% 到 5% 的情况下,你会碰上谁都不赚钱的市场。

美光所在的寡头格局也类似。2017 年时,据我们判断,这三家都明白这些道理,不会做出非理性的事。我和三家都见过面,去了好几趟首尔,见了海力士和三星,也见了美光的高管。

但到了 2023 年,情况变了。当时三星占一半市场,50%,另外两家各占大约 25%,三星决定要更大的市场份额,在定价上更加激进以抢夺份额。另外两家,SK 海力士和美光,当然不得不做出反应。

2023 年的情况是,三家都亏了钱,原本理性的市场突然变得不理性、不可预测。到那时,我们买入的股票大约翻了一倍。回报并不算好,从买入时算起,年化大概十几个百分点出头,而未来一片模糊。我们看不清楚,眼看着现金流转负。我决定退出,李录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退出了。然后,当然,两三年后 AI 热潮来了,情况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现在这几家理性不理性已经无所谓了,它们根本满足不了需求,全都在为 AI 开足马力生产。

“漂亮 50”与沃尔玛

事情就是这样。投资这个行当极其宽容。一个人可以错,也一定会错,而且大多数时候都会错。即使大多数时候是错的,只要遵循一些规则,结果也可能远超可接受的水平。我举个例子。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的美国,有个概念叫“漂亮 50”(Nifty 50)。这是一种投资方法,思路是等额买入美国最强、最蓝筹的 50 家公司。你拿出一个组合,2% 放美国运通,2% 放可口可乐,还有百事、通用电气、柯达、波音、麦当劳、宝丽来,等等。你不管估值,什么都不管,就持有这些伟大的企业,最后结果会很好。

结果是,到了 1973 和 1974 年,这些公司被炒到了惊人的高度,比如 50 倍、60 倍的历史市盈率,变得很贵。1973 到 1974 年,股市出现了一场慢动作的崩盘,两年里美国股市跌了 50% 以上,“漂亮 50”跌得更多,简直是被拖到后院一枪毙了。“漂亮 50”大概跌了 60%、70%,到 1975 年已经没人对它感兴趣了。大家都把手里的“漂亮 50”仓位大幅亏损割掉了。

沃尔玛到底算不算“漂亮 50”的一员,有些争议。但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我们假设沃尔玛属于“漂亮 50”,有人把组合的 2% 放进了沃尔玛。再假设投资“漂亮 50”的人在 1973、1974 年的下跌中没有动它、没有卖,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没动,整个组合原封不动,没做任何交易。我们再做一个极端假设:除了沃尔玛,“漂亮 50”里的每一只股票都归零了。你投资了一个 50 只股票的组合,49 只归零,只有你买的沃尔玛这一只走出了它实际走出的行情。

如果看从 1972 年沃尔玛上市到 2026 年这 54 年的回报,算上股息再投资,沃尔玛年化大约 15% 或 16%,标普 500 是每年 15% 或 16%。从 2% 起步,我想说的是,即使 98% 的仓位归零,而标普 500 是 100% 的本金都在,这个错误率高达 98% 的“漂亮 50”组合每年仍然跑赢标普 500 大约 5 个百分点,哪怕 50 只股票里有 49 只归零。

当然,现实中 50 只股票里并没有 49 只归零。麦当劳、美国运通、可口可乐还有很多别的公司都还在。但确实有很多只归零了,比如施乐、柯达、宝丽来、迪吉多(Digital Equipment)。但这无关紧要。归根结底,一只持仓就足以抵消其他所有的亏损。

如果我们长期研究股市,比如过去 100 年的美国股市,会发现股市的全部回报来自 4% 的股票,其余 96% 的股票毫无建树,要么归零,要么原地踏步。我们得到的那每年 9%、10%、11% 的回报,全部来自 4% 的股票。重要的不是买入沃尔玛,重要的是别碰沃尔玛,永远不卖,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公司说了什么、报了什么,你都拿着。

1972 年沃尔玛上市时,沃尔顿家族持有 46% 的股份。54 年后,他们持有的比例超过了 46%。沃尔顿家族 54 年来从没卖过沃尔玛。因为沃尔玛一直在回购股票,他们持有的比例反而更高了。他们遵循了持有的原则,但没有一家机构投资者持有沃尔玛 54 年。

投资中最重要的,就是查理·芒格说的:一辈子里,我们只有几次走到馅饼柜台前的机会。走到柜台前时,我们要装上一大堆馅饼,然后努力别在回到餐桌前把馅饼掉在地上。有人问过他:“怎样才能擅长卖出?”他回答:“别操心怎么擅长卖出,操心怎么擅长找到好市多(Costco)这样的公司。”

我们可以完全不会卖,可以什么都不卖,可以有很高的错误率,只要我们认出组合里有某样东西是真正非凡的。它可能只占组合的一小部分,比如 2% 的沃尔玛。但当我们幸运地成为一家伟大企业的部分所有者时,不要因为它看起来估值合理了就卖掉,也不要因为它看起来高估了就卖掉。如果这家企业的估值可能高得离谱了,那时可以考虑卖出。

土耳其与 Reysas

2018 年,我注意到土耳其股市在筛选中显得极其便宜,事实上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我对土耳其一无所知,就像我对哥本哈根一无所知一样。但我在伊斯坦布尔有个好朋友,他现在是土耳其第二大的股票基金经理,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信徒。我跟他说:“我很想去土耳其看看,也很想去拜访你组合里的公司,你愿意安排吗?”他说:“哦,这一定很好玩,莫尼什,太好了。”我去了一趟土耳其,没什么别的打算,只是想多了解一点这个陌生的市场、陌生的地方。他给我发来一份要拜访的公司名单,我从来没看过这些公司,也没研究过。我说我见过这些公司之后再看它们的业务。如果见了某家公司,看到了有意思的东西,我再开始研究。我的做法是,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开始问我朋友关于这家公司的问题,这样开会时我不至于像个十足的乡巴佬,至少对这家公司知道一点。

第二年,也就是 2019 年,我又去了土耳其。我们开车去这家公司,我开始问朋友关于它的问题。他说:“市值 1,500 万美元,清算价值 8 亿美元。”我问他这是不是骗局。他说:“不,不是骗局。这是一家简单的、普通的公司,出租仓库,我持有这家公司的股份。”我问他为什么这么便宜。他说:“嗯,土耳其什么都便宜。”我跟他拜访过市盈率 0.1 倍的公司,不是 1 倍,是 0.1 倍,公司市值只相当于一个月的利润。我在土耳其见过一些极端的情况。

他跟我说土耳其什么都便宜,我耸耸肩。他说得对。土耳其什么都便宜,因为没人感兴趣:货币不稳定,通胀失控,诸如此类。我见了公司的创始人,经营公司的父子俩,他们看上去是精明的生意人。那天下午我参观了仓库,非常棒,都是黄金地段,一切都跟他说的一模一样。他说,你可以找伊斯坦布尔任何一家商业地产经纪公司,把这个物业组合给他们看,他们会告诉你值 10 亿美元。有 2 亿美元负债,所以值 8 亿美元,而市值大约只有 1,500 万美元。

我当时担心的是,我管理着大约六七亿美元,能买到多少股票?这家公司太小了。但土耳其是个赌徒的市场,交易量很大。每个人都是 10 点钟买入,3 点钟卖出,想赚 10%。那就是他们的商业模式:10 点买,3 点卖,赚 10%。祝他们好运吧。

巴菲特有句话:股市是把财富从好动的人手里转移到有耐心的人手里的机制。

我开始买 Reysas 的股票时,发现成交量极高。土耳其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平均每 17 天就换手一遍,交易量很大,因为全是赌徒和日内交易者。我花了 800 万美元,买下了这家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后来我又买了一些,现在我们持有略多于 41% 的股份。这家公司现在的市值是 18 亿美元。2019 年 1,500 万美元的市值,到 2026 年变成了 18 亿美元。2019 年我买入时,土耳其里拉是 5 里拉兑 1 美元,现在超过 48 里拉兑 1 美元。里拉崩了,跌了 90% 以上。但以美元计,我们 7 年里获得了 120 多倍的回报。

买入时我没意识到的是,我当时的计划还好:它值 8 亿美元,等到市值涨到六七亿美元左右,我们就卖。从 1,500 万美元涨到 6 亿美元,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段旅程了。我完全清楚土耳其通胀高、货币不稳定、一直在大幅贬值。但我记得一个故事。有人跟我讲过可口可乐公司的事。他说,假设发生全球热核大战,世界各国所有的核弹都被引爆,80 亿人里 99% 都死了,只剩下 8,000 万人,一切都被摧毁。某个地方有人建了一座可口可乐装瓶厂,开始为他的 8,000 万同胞生产可乐。那时没有货币,但人们愿意用 15 分钟的劳动换一份 8 盎司的可乐。货币是贝壳、里拉、美元还是香烟都无所谓,总会有一根香烟换一瓶可乐之类的交易。可口可乐的生意会回来,为这 8,000 万人服务。不管货币是什么,他们都能搞定。

我看土耳其这家仓储公司时想:“仓库是什么?仓库就是土地、水泥、钢材、混凝土,再加点油漆,这就是仓库。”这些东西每一样都自动跟通胀挂钩。他们想把里拉怎么样都行,土地会要更多里拉,油漆也会要更多里拉,价格自然会跟着变,因为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它会随里拉而动。在我看来,在伊斯坦布尔这样的世界一流城市买黄金地段的仓库,不管当时租金是多少,它都自动与通胀挂钩。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在土耳其专门找那些货币和通胀都无关紧要的企业。我说:“来吧,每年 1000% 的通胀,来吧,我准备好了。你想要多高的通胀都来吧,因为我手里有硬资产,它们会相应地做出调整。”

我下了这个注。下注时我没意识到的是,经营这家公司的父子俩是非凡的资本配置者。如果看不到以美元或欧元计的回报,看不到所有投入在两三年内收回,他们就不投资。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很简单:如果以美元或欧元计的投资回报率每年达不到 25% 到 35% 以上,他们就不感兴趣。一家 2019 年值 8 亿美元的企业,现在值 30 亿美元。同样的算法,我去找伊斯坦布尔的经纪人,把物业组合给他们看,他们会说:“这个组合大约值 34 亿美元,有 4 亿美元负债。”市值 18 亿美元,清算价值 30 亿美元,而这 30 亿美元的清算价值正以每年大约 15% 到 30% 的速度复利增长。

我们走到过馅饼柜台前,第一次是美光。在回座位的路上,馅饼掉在地上,没法吃了。我们只拿到了一倍的回报,剩下的馅饼被扫进了垃圾桶。但后来我们第二次走到了馅饼柜台前。我该拿土耳其的 Reysas 怎么办?我该做的,就是把时间都花在跟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同学聊天上,别去碰 Reysas 的仓位。就像查理说的:“不要无谓地打断复利。”现在我管理着略多于 14 亿美元,Reysas 的仓位有 5 亿到 5.5 亿美元。

还有其他几项押注,我认为也不会归零。我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不做任何交易,就坐在那里看着馅饼。下个月我要去伊斯坦布尔。我每年九月或十月去一次伊斯坦布尔,跟 Reysas 的创始人见面。他们持有公司 44% 的股份,我和我的投资人持有 41%。我跟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家族企业,你们的家族和我的家族。我知道我们一开始并不是生意伙伴,我知道你们是创始人,我们是后来买进来的。我们不要任何董事席位。我不需要跟你们说任何事,因为我跟你们说的任何关于怎么经营公司的话,都只会让公司变得更糟。因为我什么都蠢,而你们什么都行。”

我们去一家能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米其林星级餐厅吃蓝鱼,吃一顿愉快的晚饭。我拍拍他们的肩膀说:“继续做你们在做的事,明年见。”这就是我的工作职责,就完了。我希望他们一直掌舵,希望他们把这家公司再经营 20 年、30 年、40 年甚至更久。最近我注意到,儿子开始带他 11 岁的儿子参加各种业务会议。我说:“阿门。”让下一代做好准备,这样 40 年后复利还能继续。

Kaspi 与土耳其“好市多”

高兹坎:很有意思,莫尼什。投资俱乐部的成员威尔·汉森(Will Hansen)有个问题:您最近的一笔投资是哈萨克斯坦的 Kaspi,看起来是一家非凡的企业,管理团队强,增长快,利润率极高,竞争地位近乎垄断。美国或西欧的同类企业可能会有 30 倍市盈率,而 Kaspi 的历史市盈率只有 9 倍左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它在哈萨克斯坦的地域风险。您能否给不熟悉的同学简单介绍一下这家公司?对于它估值里隐含的风险溢价,无论是具体在哈萨克斯坦,还是一般而言投资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市场,您怎么评估?

帕伯莱:我们讲了“漂亮 50”,讲了 50 笔押注,也讲了像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那样一觉睡上 20 年。

Kaspi 的情况是,哈佛商学院有两三个关于 Kaspi 创始人的案例。你上哈佛商学院出版社的网站,花 12 或 13 美元就能买到这些案例。如果你们自己复印几份、违反了他们的使用规定,我不会告诉哈佛商学院,这事就我们之间知道。你花 10 到 12 美元一个下载这些案例,总共大概 40 美元,就能了解 Kaspi 创始人的经历。你也可以看看 Kaspi 创始人的过往记录。我正在研究这家公司。他们做的事、取得的成就非常了不起,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异类、一个极端的结果,是个很棒的故事。读那些哈佛案例会知道,他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银行,把它变成了一家蓬勃发展的金融科技公司。哈萨克斯坦大约 2,000 万人口,他们有 1,500 万用户,基本上是垄断的、主导性的玩家,就像腾讯在中国一样。你上 YouTube 或谷歌,能找到他接受的一些采访。他想做到 1 亿用户。他已经进入土耳其市场,收购的那家公司有大约 1,000 万用户,他还在土耳其买了一家银行。他们在尝试复制这套打法,他计划在多个国家复制,不只是土耳其。我们不知道它的轨迹会怎样。我们知道这个人有非凡的过往记录。按照目前已有的业务,这家公司相对便宜。还有一个登月式的机会,我们不知道登月会不会成功,但这不重要。

我们在土耳其还投了一家公司,有点像土耳其的好市多。那几乎算是一笔风险投资,他们只有两家门店,没有多少过往记录。我见了经营这家公司的人,参观了两家门店,门店的经济效益让我大吃一惊,顾客多得挤不动,连停车位都没有。我说:“好,我们就押这个人。”因为当时它很便宜:他们有 7,000 万美元的富余房地产,而市值是 7,000 万美元,等于生意白送。我们现在持有这家公司 30% 以上的股份。

我不知道 Kaspi 会怎样,不知道土耳其好市多会怎样,也不知道 Reysas 将来会怎样。但我们下这些注,它们看起来是不对称的押注。如果全都成了,莫尼什就要上另一个星球了。但即使只成几个,甚至只成一个,我们也没问题。我们一直在大海里捞针,每隔一两年或两三年,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两样或两三样东西,然后再看值不值得下注。情况就是这样。

仓位与集中持仓

高兹坎:非常有意思。下一个问题:您怎么考虑仓位大小?

帕伯莱:仓位大小是个好问题。看看沃尔顿家族,沃尔玛上市时他们持有 46% 的股份,净资产大概 99% 都在沃尔玛。从那时到现在,有好几拨帮手跑来跟沃尔顿家族说:“亲爱的沃尔顿先生、沃尔顿太太,还有山姆·沃尔顿那几个持股的孩子,你们极度集中在一家公司上,这风险极大。我们来给你们做一个资产配置方案,把持仓分散一下。”沃尔顿家族请他们离开,股票一直留着。沃尔玛派发股息,股息每年大概 50 亿到 70 亿美元,他们每年能拿到 20 亿到 30 亿美元的股息,足够生活了。如果你有三四个兄弟姐妹,一年 30 亿美元左右也能过日子。

你去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看看,我强烈推荐去那里度假。沃尔顿家族往那里的各种公共项目里砸了很多钱,把那个地方彻底改变了:很棒的自行车道,能跟世界顶级博物馆比肩的博物馆,步道,还有给社区享用的公园、足球场等基础设施。他们彻底改变了那里,几十亿美元投进了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我真希望自己住在那儿。等我长大了,希望我能住在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虽然我从没持有过一股沃尔玛股票。

沃尔顿家族认定,我们不需要分散。再来看帕伯莱投资基金,我们在土耳其有三只股票,占我管理的资金的大约 65% 到 70%。这不是我自己的钱,我有投资人。我跟投资人说:“亲爱的投资人,莫尼什不会卖掉其中任何一只,也不会分散。”最后,如果一切顺利,95% 可能都是 Reysas。Reysas 可能有 200 亿美元的市值,到某个时候,在九十亿到一百亿美元的资产里,我们可能有 80 亿美元在 Reysas,但愿如此。我们不会为了分散而卖掉一项被低估的资产。

我说:“你们在跟一个疯子打交道。我来告诉你们该怎么跟这个疯子打交道。如果你放在我这里的钱少于你总净资产的 20%,你就什么都不用担心。因为这意味着你在某一家公司上的资产不超过你净资产的 10%,另外 80% 都在我之外。我没法让你变穷,就算我想也做不到。如果你放在我这里的超过 20%,你可以卖,可以赎回一部分,降到 20%。”这封信我每个季度都发一次,以防他们哪个季度忘了看。大约有 300 个家庭在我这里投资。我没接到过电话,没收到过邮件,没有任何反应。他们看起来都非常满意,我没收到过赎回申请。生活就是这样。

如果你进入投资行业,20 年或 30 年后,你的组合里没有 90% 集中在一只股票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Constellation Software

高兹坎:谢谢。我看到您的公开 ETF 里有很大一部分押在 Constellation Software 系的公司上。您在这些公司身上看到了什么市场忽视的东西?

帕伯莱:这些就像 Kaspi 和其他押注一样,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样。我们喜欢它的基因。Constellation 有很长的过往记录可以研究。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他把自己的基因传给了旗下的公司。他们是非凡的资本配置者,这一点将来会延续下去。AI 威胁出来以后,股价被拖到后院一枪毙了。那时我开始感兴趣,因为相对它历史上的交易价格,现在比较便宜了。我们下这个注,就像下 Kaspi 和土耳其好市多的注一样。我们不知道哪些会成、成到什么程度、哪些不会成。最重要的是设定好就忘掉,不做任何改动,坐在那里,让他们干他们的事。就这样。

问答:减持 Reysas 与“搭便车”

高兹坎:雅各布·威尔金(Jakob Wilkin)有个问题。

提问者:我是来自法兰克福的约翰尼(Johnny),想问问 Reysas 的事。我看到上个季度您卖了大约 2,100 万股,您刚才也讲了很多。我想知道,现在您已经是知名投资人了,当大家看到您投资某个新兴市场的公司,您不觉得之后涨幅里的一部分,也是因为其他投资者觉得您历史业绩好,跟着把钱投进您选的股票吗?另外,您为什么决定现在减持一部分?

帕伯莱:Reysas 有两家公司:一家是控股公司 Reysas 物流(Reysas Logistics),另一家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叫 Reysas REIT。我们以前持有控股公司 Reysas 物流将近 33% 的股份。创始家族委婉地给了我们一个暗示,说:“我们不能正式跟你们说任何关于持股的事,但如果你们在控股公司的持股能保持在 30% 以内,我们会更放心。”我说:“我们持有多少 REIT,你们在意吗?”他们说:“完全不在意。”控股公司持有 REIT 62% 的股份,谁控制了控股公司,谁就控制了 REIT。我们以前持有控股公司大约 33%、REIT 略低于 5%,合起来大概算 38%。现在我们持有控股公司 30%、REIT 11% 多一点。我们的总体持股其实增加了。

至于你说的跟风搭便车:长期来看,股市是称重机,不是投票机。我们在土耳其和其他地方还有别的持仓,那些就没有人搭便车。不知怎么,人们觉得这位基金经理在投资 A 上很厉害,在投资 B 上可能没那么厉害。在我看来,Reysas 从 1,500 万美元涨到 18 亿美元,不是搭便车的结果,是称重机在起作用,因为现在如果他们愿意,5 分钟就能以 30 亿美元把公司卖掉。而这 30 亿美元正以每年 15%、20% 或 25% 的速度复利增长。

事实上,在我看来,称重机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我认为像 Reysas 这样的企业,估值不应该只是 30 亿美元的清算价值,而应该比清算价值有溢价,因为它内置了一台复利引擎。如果一家企业在复利增长,而且历史上长期以每年 15%、20%、25% 的速度复利增长,资产值 30 亿美元,那么新进来的投资者如果相信复利会继续,应该愿意出 35 亿或 40 亿美元。在我看来,Reysas 被严重低估了。

还有一件事我很感恩。我说过,企业在估值高得离谱之前不应该卖。我希望并祈祷 Reysas 永远不要高估到离谱,因为那样复利就会被打断,那太糟糕了。比如说,Reysas 的价值是 30 亿美元,假设明天市值涨到 80 亿美元。在我看来,那就离谱了,明显到了离谱的区间。但我也知道,儿子今年 41 岁。如果让他把这家公司再经营 30 年或 40 年,以每年 15% 或 20% 的速度复利增长,在这段时间里,这家企业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 80 亿美元,可能是 200 亿、300 亿、400 亿美元。而我们在 80 亿美元时卖掉,交了税,然后还得去找别的东西。那将是一个糟糕的结果。在 Reysas 这件事上,我已经很清楚,上帝是真心爱我的,因为上帝让它的价格一直低于清算价值。低于清算价值的时候,它是最容易拿住的股票。

沃尔顿家族持有沃尔玛就难多了,因为他们看着一只历史市盈率 25 倍的股票:被低估了吗?我不确定。被高估了吗?也许。估值合理吗?也许。我不知道它处在哪里。我想说的是,它更难估值。而 Reysas 这 7 年拿起来非常轻松,因为它一直低于清算价值。我希望它永远待在那里,因为如果它的清算价值涨到 50 亿美元,市值是 30 亿美元,我该怎么做?拿着。清算价值 100 亿美元,市值 70 亿美元,拿着。我希望它不要反过来,因为现在这样是最容易拿住的。这就是我对这家企业的想法。我不认为市场是由搭便车的人推动的。归根结底,它是一台称重机。

问答:如何看增量资本回报

高兹坎:谢谢,莫尼什。最后一个问题来自安东尼(Anthony)。

提问者:感谢您抽时间跟我们交流。我的问题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正如您所说,长期回报应该等于企业自身赚取的回报。要更擅长找到这些“好市多”,我觉得也要更善于理解这些回报的动态。很想听听您怎么看资本回报率,尤其是增量层面的资本回报。

举个好例子,我这里的一位好朋友米格尔(Miguel)和我一直在研究一家公司,我们认为它已投入资本的回报率大约是 50%,而它把大约一半的利润再投资。按这个算法,它的增长率应该在 20% 左右。但我们看它的核心业务,觉得增长率大概更接近高个位数或低双位数。这显然跟预期增长率之间有差距,说明要么我们高估了回报,要么增量回报低得多。但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明确的商业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很想听听您怎么思考、怎么去理解背后的商业经济学,以及您怎么从增量的角度去看,因为复利恰恰是从增量开始起作用的。

帕伯莱:如果一家企业在你的能力圈之内,那么这家企业怎么运作、投进去的资本产生了什么样的回报,对你来说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留存收益被重新投入,这些留存收益最终给企业带来了什么结果?当然,事情不会直线发展,也可能出错,你得放在一段时间里来看。

我看 Reysas 这样的公司,看它做过的每一笔交易、每一件事,看他们怎么思考,真的非常出色,因为他们的错误率几乎接近于零。我找不到他们彻底亏了很多钱或者下了愚蠢赌注的情况。另一方面,一笔接一笔的交易,股本回报率都在 25% 到 35%。我们也看到了这家企业是如何复利增值的:7 年里,企业价值从 8 亿美元涨到 30 亿美元。这段时间里,这是相当健康的复利增长率。

再看 Kaspi 这样的企业,它是一家数字化企业。创始人持有大约 43% 或 44% 的股份,他们创造了大量价值,一边派发高额股息,一边投资增长。这些人是精明的经营者,如果押注成功,回报自然会出来,一切都会好。

归根结底,看这些公司,你必须自己做分析,不能听公司说我们产生了 X 回报、Y 回报就信。你得根据历史数据和你看到的东西自己分析。你在财报里看到的东西会给你真实的判断。

再看亚马逊这样的企业。杰夫·贝索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在做的事,就是大规模地超前再投资。他对自己在做什么并不坦白,部分是出于竞争考虑。你在亚马逊身上看到的,是几乎没有净利润。头 10 年、15 年、20 年,他们几乎没有净利润。杰夫知道公司在赚钱,但他在以激进的速度再投资。他还下了很多小注,押注失败无关紧要,押注成功就是大事。看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的财报,你从财报里看不出这是一家真正非凡的企业。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押注开始见效,他再也藏不住了,这才显露出来。最终 AWS 浮出水面,开始腾飞,但他们还在继续投资。如果一家企业在审慎、细致地超前投资,而且投资于核心业务以外的大量业务,我们未必总能从它的财报里看出发生了什么。但这是一段很好的旅程。好消息是,我们所在的这个行当错误率很高也没关系。如果你每笔押注占 10%,下 10 笔注,到头来只需要其中一笔非常成功就够了。那是个非常好的处境。

从芒格身上学到的

高兹坎:谢谢,莫尼什。时间快到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您和查理·芒格相处过很多时间。从他身上学到的、对您人生影响最大的一课是什么?

帕伯莱:查理和沃伦都是我的朋友。查理跟我要亲近得多,因为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这两个人留在公共领域的作品都非常浩繁,我们即使从没跟他们打过交道,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大量东西。这太棒了。我们并不需要跟他们有私交。

我从查理身上学到的大部分东西,不是他对我说的话,而是我观察他学到的:观察他怎样跟他的孩子、孙辈、儿媳、男仆、生意伙伴和朋友相处。我从他日常怎么过日子中学到东西。我会去他家,看他怎么生活。在这方面,我从查理身上学到了大量的东西。

比如,我注意到查理腰上系的皮带,十年、十五年前就已经磨坏了,早就过了使用寿命。这个人是数十亿美元级别的富豪,再买一条皮带易如反掌,但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我去看他,他穿着一件好市多的法兰绒衬衫。那种衬衫在好市多 10 美元就能买到。我问过他这件事,他很喜欢那些衬衫。我看到的是一个极其富有、却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挥霍财富的人。

巴菲特说过,他们最终说服了查理买下 NetJets 的一份产权。巴菲特说,说服查理买 NetJets 坐私人飞机可费了老劲了。我跟查理聊过这件事。我说:“查理,你跟我说过你喜欢坐西南航空,经济舱后排的中间座。”这完全不困扰他,而他个子还挺大。他说:“莫尼什,我在哥斯达黎加钓鱼,行程结束要飞回来,我买的是民航机票。我头疼得厉害,就给 NetJets 打了电话,花了 8 万美元,我就到家了。”他认定,在那个时候放弃原本要坐的民航航班、因为头疼直接坐 NetJets 回家,对他来说生活质量更高。我觉得这是他审慎用钱的方式。不买皮带也是审慎用钱,因为那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区别。去揣摩他怎么看待花销和金钱,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高兹坎:谢谢您,莫尼什。

帕伯莱:祝大家一切顺利,希望你们过得开心,也请继续在大海里捞针。如果找对了那根针,你的整个人生轨迹,还有你未来的整个基因池,都会被永久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