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在纳斯达克小盘股论坛：投资之路、看微观与容忍出错

2022 年 9 月 23 日，帕伯莱在纳斯达克（Nasdaq）为小盘股上市公司举办的线上小盘股论坛（Small-cap Forum）上做主旨对谈。主持人：迪伦·詹姆斯（Dylan James），纳斯达克地区副总裁。

从 IT 创业者到价值投资者

迪伦：欢迎各位。我是迪伦·詹姆斯，纳斯达克地区副总裁，在我们的旧金山办公室工作。热烈欢迎今天参加小盘股论坛的各家小盘股公司。今天我们将和帕伯莱投资基金的莫尼什·帕伯莱进行一场我想会很有趣、很精彩的对话。我是通过威廉·格林（William Green）的《更富有、更睿智、更快乐》（Richer, Wiser, Happier）这本书认识莫尼什的。他也是《憨夺型投资者》的作者，是价值投资界最有分量的声音之一。考虑到我们今天在这个线上论坛的讨论，再加上当前市场的大背景，我想他的视角会很有意思。莫尼什，感谢你的参与，欢迎来到纳斯达克。

帕伯莱：迪伦，很荣幸能和你交流，我很期待这次对谈。

迪伦：在眼下这样的市场环境里，作为一名价值投资者，这么多东西都在打折，你是不是很难忍住不每天都去“购物”？

帕伯莱：是啊，我基本上是自下而上选股的，始终只关注个股。不过确实，很多东西在打折，不少以前就觉得有意思的公司，现在看起来进入了可以买入的区间。我眼下正在研究几家，看起来挺有意思。是的。

迪伦：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开场，今天在看直播的观众大概就在想：“嘿，我这儿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不过，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讲讲你的经历，你是怎么成为价值投资者的？我们很想听听，因为有些观众可能不了解这些背景。

帕伯莱：好的。其实我从没在这个行业里工作过，自己出来单干之前，从没在投资行业待过。我是工程师出身，九十年代在芝加哥经营一家 IT 系统集成公司。九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听说了巴菲特。我碰巧读了几本彼得·林奇的书，挺有意思。在那之前我从没买过股票，对市场也没多大兴趣。但我喜欢彼得·林奇的书，而他的书把我引向了巴菲特，因为他谈起巴菲特时充满敬意。我很幸运，最早的几本巴菲特传记刚好在九十年代初出版。作为一个从外面往这个行业里看的局外人，我当时不知道还有对冲基金这个行业，但我知道有一个庞大的共同基金行业。读到巴菲特时，让我震撼的是，他立下了一些我称之为“投资定律”的东西，就像物理定律一样。

它只按一种方式起作用，就像万有引力只按一种方式起作用，不管你信不信，它都会把你往下拉。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巴菲特立下的投资定律，和共同基金行业的行为，简直是天壤之别，毫无关联。比如，一只典型的共同基金年换手率可能有 70%、80%、100%，而巴菲特是买入并持有，把股票当成一门生意，哪怕你只持有几股，也要像拥有整家企业、拥有一门家族生意那样去看待它。再说持股数量，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法律要求的，但它们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要求。频繁交易，持股数量又多，结果就反映出它们没有遵循这些原则。因为这些行为和摩擦性费用，大多数共同基金都跑输了指数。

我有个想法：像我这样什么都不懂的人，如果遵循巴菲特的原则，应该会比共同基金那帮人做得好。这样的理论如果不去执行，就没什么意义。九十年代中期，我刚卖掉了公司的一小部分股权，手上有 100 万美元我其实用不着的钱，那是我第一次有了现金。我当初是靠信用卡之类的东西创业的。我说：“好吧，我拿这 100 万投到公开市场上去。”结果当时投的几乎全是纳斯达克股票。那时我对新兴科技很熟悉，而 27、28 年前的纳斯达克比现在更偏重科技股。

我开始做投资，通常是 10 只股票的组合，每只下 10% 的注。我始终把股票看作一家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从没把它看作一张纸。这是巴菲特的原则之一，结果做得很好。我记得从 1995 年到 2000 年，年复合收益率大约是 75%。那 100 万美元在大约五年里变成了一千三四百万美元。我觉得自己已经财务独立了，这很棒。我对分析企业越来越感兴趣，超过了对经营我那家 IT 公司的兴趣，那家公司正在变成一种负担。它有大约 170 名员工，我的工作变成了像赶猫一样的人事管理，远不如当初努力把生意做大时那么有趣。1999 年，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去给巴菲特打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提出可以免费给他干活之类的，他回信说：“谢谢，不过不必了，我习惯一个人工作。”

后来，几位以前常从我这儿打听股票的朋友，基本上是让我从那时起替他们管钱，而不是这么零零散散地给他们荐股。我从没把这当成一门生意。我用 100 万美元设立了帕伯莱投资基金，我们一共八个人，有人投了 10 万美元左右，有人投了 20 万。我其实把它当成一种爱好，而不是一只真正的基金。但大约一年后，基金规模到了 250 万美元左右，第一年收益 70%，很不错。我对自己说，我不该把它当成后娘养的孩子，我应该真正把这只基金当成一门正经生意来做。我离开了我的 IT 公司，请了一位 CEO 来经营，后来有人来把它买下了。我说：“好吧，那就专心做帕伯莱投资基金。”基金按照和巴菲特合伙基金相同的规则设立，所以我们不收管理费，只有赚了钱才拿报酬，设有 6% 的门槛收益率和高水位线。基金规模逐渐扩大，于是就有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对话。

迪伦：在那些早期的日子里，你还记得早期组合里有哪些属于小盘股、微盘股领域的名字吗？

帕伯莱：哦，当然。组合里有好几家软件公司之类的。嗯，我的投资生涯里有过 200 倍股。其中一家其实是一家最后破产了的互联网公司，但它是一个衍生者（spawner），不断孵化出别的公司，叫 CMGI，CMGI 后来涨上去了。我买入的时候，它的股价基本上低于账上的现金，就是说大家并不怎么喜欢它。当时我躲开了整个泡沫，因为我是做科技的，1999 年我其实就看到泡沫在形成，所以到基金成立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大幅调整了方法，转向非常基础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式股票。CMGI 基本上就是在不断孵化各种互联网公司，其中一些上市了，估值高得离谱。我想我应该是在离顶部 10%、15% 以内的位置卖掉，然后就转向别处了。

还有一些企业，比如 PeopleSoft 和 Business Objects，估值倍数非常高。这些公司增长很快，但它们有一大块服务业务，每卖出一套软件，都会附带大量服务。我用过的一个线索是这样的。我说：“好吧，假设市场是有效的。如果某家软件公司的市盈率是 70 倍或 80 倍，那说明市场其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意思就是它未来的收入和利润会比过去高得多。而服务那一块通常是软件的好几倍，因为服务的规模要大得多。”我的 IT 公司专做服务。所以我找出那些滚动市盈率最高的公司，围绕它们的产品建立服务业务。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很喜欢 PeopleSoft，但它太贵了。我没有买它的股票，而是聘请了一位 PeopleSoft 业务总监，这大概是我做过的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因为我想登招聘广告也就花了几百美元，这个人入职之前，我打算一年付他大约 30 万美元。我们让他按每小时 400 到 500 美元对外计费，然后他又帮我招了一支 20 人的团队跟着他干。说真的，单看我们的投入以及带来的收入和现金流，那回报简直是天文数字。所以有时候我并不买股票，只是利用市场数据，更多地去建设服务业务。两者结合着来，挺有意思的。

与巴菲特、芒格的交往

迪伦：这太有意思了。能不能再说回你和沃伦的故事？它并没有在那封信那里结束。

帕伯莱：好玩的是，我是在孟买郊区长大的，谁能想到我们会成为朋友呢，这简直不可思议。不过是的，我想我做得还不错，基本上靠的是巴菲特的知识产权。他所有的知识产权基本上都是公开的，他就这么白白送出去。巴菲特说，等他去世后，他希望墓碑上写的是：他是一位好老师。他用这种非常美好的方式教导我们所有人。他每年在 eBay 上举办慈善午餐拍卖，事实上，今年是最后一届了。我想到 2007 年，我靠他的知识产权大概赚了 7,000 万美元甚至更多，却从没付过学费。我觉得这笔学费该交了，我想见见他，当面感谢他。他在办这个慈善午餐，我说：“好吧，我们就在 eBay 上竞拍这顿午餐，把它拍下来。”我连着两三年竞拍，一直没拍到。终于在 2007 年拍下了这顿午餐，然后在 2008 年见到了他。其实我没想到，但我们从那以后结下了很好的友谊，非常美好。后来他把我介绍给了查理·芒格，我们变得非常亲近。很多个周五下午，我都和查理·芒格以及他的朋友们一起打桥牌，还好几次去他家吃晚饭等等。一切都很美好。

迪伦：你当初能想到，从那封信到那顿午餐，最后会和他们成为朋友吗？你从查理·芒格身上学到了很多，还有李录。我想这大概会让克隆带来的好处更大：在你自己的专长之外，还能借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看世界？

帕伯莱：是的，我对那顿午餐没有任何期待，我只是想感谢沃伦。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他都是个传奇人物。我们居然能联系上他、见到他本人，这已经让我很意外了，而他反过来还愿意和我做朋友，就更让我意外了。是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旅程，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的前妻——不过当时还是我妻子——我告诉她我要去竞拍这顿午餐的时候，她觉得这事很怪、很奇怪，但她说随你吧。后来她说：“除了娶了我，这大概是你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它带来了很多附带的好处，我几乎觉得这是“买一送无穷”，到现在还在不断分红，太美妙了。

迪伦：帕伯莱投资基金最近刚开过年会。你是不是也开着高尔夫球车到处转？这是不是一场大型盛会？克隆是不是也延伸到了这种程度，还是说是什么样子的？

帕伯莱：不，我想我们的年会要平静得多。我刚搬到奥斯汀，所以我们开了第一场……我们有好几年没法开线下会议了，刚刚开了第一场线下年会，能见到投资人真的很好。我在得克萨斯州有很多投资人，之前其实从没见过面，能见到他们所有人也很好。那次很棒。

迪伦：是什么促使你从橙县（Orange County）搬到得克萨斯的？

帕伯莱：我们那里发生过几场相当严重的山火，空气质量非常差，我觉得这种情况不会停止。我的收入几乎全是长期资本利得，而加州根本不管你的收入来源是什么，一律按 13.3% 征税。我的州所得税总是占到全部税单的三分之一左右，是很大的一块。我说，我在哪儿都能做这件事，孩子们也都离家了。我看了看免税的州，奥斯汀看起来确实非常好。事后想来，就算没有税收上的好处，我想我也会愿意搬到这里来。这是个好地方。

要不要见管理层

迪伦：这里很棒，是个很神奇的地方。很多人都这么说，但等你真的到了这里，亲身体验之后，你会觉得：“哇，它真像大家说的那么酷。”从你刚才提到的年会和恢复线下见面，我想顺带问一个相关的问题：你在做投资决策时，与公司见面、交谈占多大的分量？能不能谈谈它在你投资决策中的作用？这种互动多不多？你见得多吗？在做投资决策之前，你喜欢去见公司的很多人吗？

帕伯莱：是的。巴菲特的老师本杰明·格雷厄姆，基本上是想提出一些普通投资者也能采用的投资方法。他并不主张去见管理团队，因为他觉得普通老百姓做不到这一点。第二，与人互动是有危险的，尤其是和 CEO 们，因为他们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人。但他们所有人都有一项共同的技能：他们都极其擅长推销。如果不擅长推销，他们也得不到这份工作。如果你在和一位顶尖推销员谈一个他无所不知、而你还在学习的话题，你被说动、被带偏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巴菲特其实说过，比与管理团队会面更好的方法，是去看这家企业的长期历史，看这位管理者的长期历史。

回过头去看，他们五年、十年前说了什么，随后的五年、十年里又发生了什么。他们是少承诺多兑现，还是多承诺少兑现？我认为业绩记录要重要得多。事实上，对管理层做出的预测之类的东西，几乎不用去理会。我认为业绩记录要重要得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自己用自己的账户投资的时候，甚至在开始做帕伯莱投资基金之后，大概头 15 年左右，我都不太在意和管理层甚至投资者关系团队打交道。因为有互联网，有“闲聊法”（scuttlebutt），能找到的信息量非常大，你一般都能形成很好的判断。后来我开始在美国以外投资，在那里我就得去见他们了。

在美国，因为彻头彻尾的造假而亏钱的概率，虽然大于零，但近似于零。你因为自己做了某个愚蠢的决定而在一笔投资上亏钱的可能性，要比因为有人造假而亏钱高出 100 倍。那些财务造假之类的案例会得到大量报道，但实际上非常罕见。这个体系里有很多制衡机制。基本上，如果你能通过研究长期历史获取所需的全部数据，再据此推演，并和竞争对手、客户等交谈，那是一种更丰富、更好的做法。

关注微观，容忍出错

迪伦：你刚才谈到巴菲特以及回看历史，让我想起他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他当初怎么投资《华盛顿邮报》的，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当时因为“五角大楼文件”事件，这家公司的股价极其低迷，还有尼克松总统和 Baby Rose（音）在给这家企业施压。感谢你的这番解释和想法。我们能不能转到当前的环境，谈谈你对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所处的市场环境的看法？

帕伯莱：哦，好的，当然。我觉得投资者总是认为，眼下正在发生的任何坏事都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他们会想：“哦，这太可怕了，比我们过去经历过的任何时候都糟。”现实是，总有事情在发生。环顾世界、审视国内，总是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而有一件事始终是对的：“这一切也终将过去。”

最重要的是，不要盯着宏观，不要试图预测六个月或一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完全不知道利率会是多少，我也真的不在乎，这根本不是一个相关的数据点。重要的是，当你深入去看某一家具体的企业时，在一系列不同情景下，这家企业可能的发展轨迹是什么。

比如，假设我在看殡仪馆这样的生意。有几家大型殡仪馆集团，它们的收入不受利率或其他任何事情的影响。我们不知道明年皮奥里亚（Peoria）会有谁去世，但我们知道会有多少人去世，这是最可预测的生意之一，对吧？如果你在看这样一门生意，你关心的就是：好，在它们殡仪馆开车可达的范围内，美国有多少人口？预期的年死亡率大概是多少？诸如此类。这些因素驱动着它们的收入和其他一切。这些才是你需要关注的因素，对吧？然后再看看它的现金流，和你为这门生意要付出的价格相比如何。再比如，假设我在看星巴克这样的企业。

星巴克这样的企业，波动性会比殡仪馆生意大。但即便是星巴克这样的企业，你也可以开始给它划定边界，如果这门生意在你的能力圈之内，你就会对它形成一些看法。星巴克这门生意重要的一点是，比如在美国开一家店，两年就能收回全部投资，无杠杆的资本回报率达到 35%。这是门很好的生意。在中国开一家店，15 到 18 个月就能回本，还要更快。过去我们会走进星巴克，打开笔记本电脑，在那里待上半天之类的。现在人们借助科技，冲进去、拿了就走，而咖啡的价钱照收不误。

它们的利润率其实还上升了。这对我来说其实很有意思。星巴克和 Chipotle 真的已经变成了科技企业，它们其实不是餐饮企业，而是由科技驱动的企业。我认为，当你看这样的企业、真正着眼于五年或十年之后时，真正驱动你作为投资者的长期结果的，是这家企业身上的微观因素，而不是“哦，我们可能要进入衰退了”或者“利率在上升”之类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真正要紧的是，它们五年后在中国有 5,000 家店，那它们是会有 10,000 家还是 7,000 家？这才有区别。我认为，始终把注意力放在企业的微观因素上更好，然后专注于那些你能够看得很远、结果区间相对较窄的企业，或者至少最坏的结果在你看来也不错的企业，再从那里着手。

迪伦：这一切也终将过去。

帕伯莱：完全正确。

迪伦：谢谢。你的女儿现在在经营她自己的投资基金了，这一定很让你欣慰。这是你多年来一直在播种的东西，而她也在取得自己的成功。谈谈这种传承吧。

帕伯莱：好的。我有两个女儿，据我所知，我从没鼓励过她们进入投资行业，其实从没和她们有过这方面的谈话。我一直鼓励她们的是……我的女儿们在相对很早的时候，十二三岁时就知道了一部分：我跟她们谈过，说：“听着，我们的大部分资产都会回馈给社会。抱歉让你们失望了，这些钱不会留给你们。”不过我们以前的做法是，按赠与法允许的最高额度，每年往她们的 UGMA（未成年人统一赠与法）账户里存钱，以前大概是每年 1 万美元左右。我和妻子一起存大约 2 万美元，后来额度变成了 1.5 万美元左右。基本上，我喜欢这些账户的一点是，她们 18 岁时就能完全掌控账户。这些账户由我来管理，其实我现在还在管，因为她们成年后给了我委托授权。

不过这些账户通常只投三四只股票。这些账户表现得非常好。我跟她们说：“听着，等你们满 18 岁，选择职业道路、选择大学学什么、想从事什么职业的时候，请不要根据哪个挣得最多来选，要根据你们最热爱什么来选。”当我审视她们是怎么做选择的时候，我真的很欣慰。我的意思是，她们完全可以拿这笔钱去买法拉利、买毒品之类的，谢天谢地，这种事从没发生过。她们在职业上的选择、走的路，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的大女儿创办了这只基金。投资这一行里，很多东西是教不会的，很多取决于性情。

最难教的东西之一，就是“不动”的基因。如果你是个时时刻刻都需要有所行动的多动型的人，价值投资就不是你的使命，大概也不会做得很好。我大女儿的天性其实比我好：她寻找质量非常高的企业，而我其实更像个捡便宜货的人；而且买了之后她从来不想去动它们。我认为这两个特质都非常好。前几天我刚和她聊过，我说：“听着，我觉得我唯一想帮你调整的一点是：你想买伟大的企业，但巴菲特说，你要在它们躺上手术台的时候买，就是在发生了某些事、导致它们暂时陷入困境的时候买，因为在投资中，判断什么是伟大的企业其实非常容易。”

这很容易判断。如果你给我一份 100 家公司的名单，我很快就能告诉你哪些是伟大的企业，因为你可以看它们的历史，看净资产收益率，看它们有没有杠杆，你甚至看看公司的名字，我就能告诉你。比如我看 Fair Isaac（费埃哲）这样的企业，简直就是一张印钞许可证。每当有人查一次 FICO 信用分，它们就进一笔账，现在几乎人人都想每周给我查一次 FICO 分。这是一门垄断生意，市场份额我也不确定，95% 还是 98%，而对它的每个客户来说，成本都极低。你看可口可乐这样的企业，就能看出它是门伟大的生意，美国运通等等也是。还有纳斯达克，比如说，就是一门了不起的生意，你连财务报表都不用看就知道。判断什么是伟大的企业是相对简单的事，判断什么是伟大的投资就没那么简单了，你得再叠加几样东西。但作为第一轮筛选，如果你从一批伟大的企业入手，再在其中筛选，我想你就已经成功一半了。

迪伦：你最近接受了威廉·格林的播客采访，谈到作为投资者的成功率，或者说你需要能坦然接受的成功率。可能有些观众没听过那期节目，为了让大家了解，你能谈谈这个吗？

帕伯莱：如果你是脑外科医生，出错率是 5%，那就真的不太行了。你要是因为粗心之类的原因，经常每 20 个病人里就失去一个，那可不行。而在投资行业，即便是最好的投资者，即便是沃伦·巴菲特，约翰·邓普顿说过：“最低的出错率也会是三次里错一次。”如果你选了 10 只股票，其中三四只大概不会成功，甚至可能五只都不会成功。这正是投资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即便有 50% 的出错率，你也能把市场远远甩在身后。

股市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如果你回头去看，比如看标普 500 或者纳斯达克指数，长期来看，几十年下来，算上分红，年化收益率是 9%、10%。如果你把这个数字再拆开看，你会发现大部分收益来自 5% 的股票。

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带回什么好东西，大多数公司长期平均下来并没有做到每年 10%。但有一小部分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做到了每年 20%、25%。指数之所以那么难对付，是因为它不知道自己持有微软，不知道自己持有星巴克，它笨得不会卖掉星巴克，笨得不会卖掉微软，笨得不会卖掉 Fair Isaac。我们之所以难以跑赢指数，是因为我们得从 20 家里挑出那 1 家。真正能在长期把你带到应许之地的，只是一小部分企业。

所以高出错率没什么好怕的。你看伯克希尔·哈撒韦，沃伦·巴菲特大概买过八九十家公司，我想说其中至少有三十到三十五家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这可是沃伦·巴菲特，他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是在试图看清未来，这注定是一件出错率很高的事。但这完全没问题。

最近，印度有一位非常成功的个人投资者去世了。他刚起步时借了大约 2 万美元，利率 18%，有人以他买的股票作抵押借钱给他。他从没管理过外部资金，去世时拥有大约 40 亿美元，享年 62 岁，年纪并不大。他投资过一家印度公司——Titan 工业公司，一家珠宝制造商——当时只用了大约 4% 的资本。等他去世时，这笔投资占了他净资产的一半。不论顺境逆境，他持有了 25 年，复利增长得疯狂。在他的例子里，其他 96% 完全可以全错，那 96% 就算全部归零，他仍然会有 20 亿美元。这是一门非常宽容的生意。重要的是，当你幸运地持有了一家伟大企业的部分所有权时，不要放手。即便它看起来估值过高，也不要放手。

基金会与人生哲学

迪伦：太精彩了。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想照顾到你的时间，不过这真的是一次非常精彩的讨论——你能谈谈你的基金会，以及你在那里做的工作吗？

帕伯莱：好的。很久以前我就意识到，如果我继续做得不错，取得超越市场的回报，尤其是还能从管理别人的钱里拿到报酬，就会积累起一大笔现金，留下的遗产也会很大。而遗产会造成很多伤害，它们其实帮不了你。对下一代来说，它们弊大于利。小额的遗产倒还好。我知道我想把它回馈给社会，但我（此处原稿听写不清）……当我去看可以捐钱的各种慈善机构和基金会时，非常失望。我普遍发现的是，那些人心地善良、用心良苦，却没有商业头脑。我认为，要把慈善机构办好，必须具备资本配置的能力，而这两者往往是相互冲突的。通常，一颗伟大的善心和资本配置能力并不会同时出现。

结果就是，很多慈善机构做的是让人感觉良好的事，但效果非常不理想。从整体衡量来看，投入资本的社会回报率之类的指标是多少，他们甚至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是被迫无奈，才设立了我们自己的基金会。我们在印度找出贫困而有天赋的孩子，帮助他们考进印度最顶尖的学府，相当于印度的 MIT 和哈佛。这些学府因为有政府的大量补贴，上学几乎是免费的，但非常难考，而且有一个庞大、非常昂贵的备考培训产业。我们提供免费的备考培训。我们招收的大多数孩子，父母都是文盲，没读完大学，通常是农民或者劳工。这会让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巨大改变，因为我们把孩子送进这些顶尖学府的成功率非常高，通常每年有 70%、80%。效果非常好。已经有几千个孩子从我们的项目里走出去，现在很多校友都在美国，在这里一些顶尖的科技公司工作等等。这件事非常让人有成就感，而且在不断发展，太美好了。

迪伦：太棒了。我们都为你在那里所做的工作鼓掌，它的影响非常大。最后，我想问你一个有趣的问题来收尾。从你分享的沃伦和查理的故事里，我得到的一个体会是：有句老话叫“永远不要去见你的偶像”，但你见到了你的偶像，还和他们建立了关系。在此基础上稍微延伸一下：有没有一套莫尼什·帕伯莱的人生哲学？

帕伯莱：莫尼什·帕伯莱的人生哲学，不过是我站在一群巨人肩膀上，把他们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而已，我没有任何原创的思想。基本上，我称自己为“厚着脸皮的克隆者”。我能想到的一切，都是从某个地方搬来的。其实，克隆作为一种模型非常强大。不知为何，人类对克隆有抵触，觉得这有失身份。但美国有好几家顶尖公司，它们的基石就是克隆来的。沃尔玛大概在创立后的头 20 年里，完全没有任何创新，山姆·沃尔顿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从现有的竞争对手那里搬来的。事实上，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泡在别人的店里，不断从他们那里搬点子。微软的必应，它不是谷歌，但它脱胎于谷歌。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发现，克隆是一个非常好的思维模型。

当我看到别人在做聪明的事，我会强迫自己把它们吸收进来。说到偶像，我觉得已故偶像的好处是，他们不会让你失望，事情就是那样，记录已经定格了。但我觉得沃伦和查理会经得起考验，他们的遗产不会有问题，哪怕过上几千年、几百年，他们都会安然无恙。是的，我觉得沃伦和查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你不需要认识他们，也能向他们学习。事实上，我觉得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大部分东西，都来自他们的著述，很少来自和他们的交谈。他们是敞开的书，确实写下了很棒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我们都能读到，这太好了。

迪伦：我大概还有十个问题想问你，包括 ESG 之类的各种话题，不过我就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讨论吧：“嘿，我们时不时会去奥斯汀，很希望有机会请你喝杯印度奶茶、拿铁或者别的什么。”再次感谢你，也想特别推荐一下你的书《憨夺型投资者》。我觉得你写了一本非常精彩、常读常新的书，非常通俗易懂，也非常有洞见。非常感谢今天上午的对谈，感谢你和我们的小盘股、微盘股公司社群分享你的想法和知识。真的非常感谢，期待下次再聊。

帕伯莱：好的。迪伦，我想你会喜欢在奥斯汀度过的时光。这是个很棒的城市，有一些非常出色的音乐人，还有一些很棒的厨师，就是个很棒的地方。

迪伦：当然。谢谢大家，这位是帕伯莱投资基金的莫尼什·帕伯莱，我们接下来回到会议议程。

帕伯莱：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