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做客 My First Million：小人物的投资优势与巴菲特选股

2025 年 3 月 27 日，帕伯莱第二次做客播客节目 My First Million，谈小投资者的优势、如何把 1 万美元变成 100 万美元、巴菲特的选股方法以及达克沙那基金会。主持人：沙恩·普里（Shaan Puri）。

小投资者的优势

沙恩：莫尼什，欢迎回来，这是第二回合了。

帕伯莱：沙恩，每次来都很高兴。

沙恩：我想从你书里读到的一句话说起，它真的像是给了我当头一棒。书里说：“在投资上，小人物占优势。”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人生里别的事情，好像总是大块头占优势。为什么在投资上小人物反而有优势？

帕伯莱：是的，你想想，一个小人物如果是个出色的投资者，在各种古怪的异常、套利和其他小机会里挑挑拣拣，他的资本就能以很高的速度复利增长。但很快，他就没法在那个场子里玩了，因为那个场子也许只容得下 10 万或 100 万美元。一旦资金超过 10 万、100 万或 500 万，他就得去找更大的牧场，往上走。因为如果你有 1 亿美元，你不可能每次只投 1 万。那行不通。可如果你只有 10 万，你就可以每次投 1 万。等他们从 10 万涨到 100 万、500 万、1,000 万，就得离开这个小空间。于是这个小空间又向下一代敞开，下一代里最优秀的人进来，又打出一记本垒打，然后再把它留给再下一代。那些非常小的机会永远是一片肥沃的猎场。巴菲特说过，如果他管理的是 100 万美元或 1,000 万美元，他一年能做到 50%。

沙恩：50%，对，他一开始确实做到了。

帕伯莱：对，那时候他所向披靡。但当你从 100 万走到 1,000 万，情况就变了很多；从 1,000 万到 1 亿，变化更大。当你面对的金额在 10 万美元以下时，那是最让人兴奋的玩法，因为整个投资宇宙都向你敞开，有很多机会回报率非常高，但能投进去的资金量极其有限。那些犄角旮旯，就是小人物该去玩的地方。

把 1 万美元变成 100 万美元

沙恩：我们来玩个游戏。假设你是我的投资教练，我有 1 万美元，想把它变成 100 万美元。这个播客就叫“My First Million”（我的第一个一百万）。这就是 100 倍，用你们的话说叫“百倍股”。你会给我什么建议？你会怎么教我去想这件事？我怎么才能把 1 万变成 100 万？

帕伯莱：我会先对你关于这 1 万美元的想法做一些调整。我会说，这 1 万是个不错的起点，但除此之外，我还希望你有一份正经工作。我希望你花的比挣的少。我希望你拿出这 1 万，同时也拿出你每年的储蓄，也许一年 5,000、1 万，不管多少。通常我会说，把钱放进指数基金。可是指数，比如标普 500，现在过热了。在 2025 年前后这个时点，我们不能去碰它。也许到 2035 年可以，但 2025 年不行。我会做的是，把伯克希尔·哈撒韦当作指数，因为它的市值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现金。

沙恩：你为什么说标普过热了？

帕伯莱：如果你看“七巨头”（MAG7）的历史市盈率之类的指标，远远高于标普的长期平均水平。但就算撇开七巨头，看看另外 493 只股票，它们的估值也明显高于历史均值。还不止这些。科技板块，或者说那些大型科技公司，都是非常出色的企业，可能在一段时间里继续表现得非常好。但问题是，一旦估值倍数变得很高，事情就难办了。你会撞上一堵墙，而这个故事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看到。比如 2000 年初，有三只股票市值超过 6,000 亿美元。全世界只有三只股票市值超过 6,000 亿：思科、微软和通用电气，我们都知道结局如何。从 2000 年到 2025 年，思科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市值。公司本身做得不错，也在成长，但当时就是太狂热了。微软也做得非常出色，可是从 2000 年到 2015 年，整整 15 年，回报为零。而且还不只是零回报，它的市值从 6,000 亿跌到 2,000 亿，然后才回到 6,000 亿。那段日子不好过。至于通用电气，就不用多说了。

它直接崩了，再也没有回来。总的来说，在狂热时期投资市值最大的那些公司，不是成功的好配方。我不想全仓押在七巨头上，说那就是我的归宿。那恐怕太过了。但我会说，就算跟剩下那 493 家相比，我也宁愿要伯克希尔，而不是标普里那 493 家。我会说，眼下的默认做法是用定投的方式把钱投进伯克希尔的 B 类股，日复一日地坚持下去。投资这件事的特点是，机会不会因为你手里有现金就出现。你准备好投资的时机，和机会出现的时机，两者是错配的。我们的 A 计划就是不停地把钱投进伯克希尔。如果这么做，算术很简单。即便一年只赚 10%，这对伯克希尔来说相当合理，按照 72 法则，每七年翻一倍。人生就是一连串的翻倍。假设我们每七年翻一倍，你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手里有 1 万，坚持 50 年或者 49 年，就是翻七次倍，也就是 128 倍。你的钱变成 128 倍。我给了你不止 100 倍。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在 49 年里给了你 128 倍。

这还只是 B 计划：我们把 1 万投进去，它变成了 100 多万，133 万，没交过税，没有分红，没有税，什么都没有。我们甚至还没开始 A 计划。这只是放在那儿不动而已。另一点是，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机会冒出来。我们要找的是那种像拿木板往你脑袋上狠狠一敲的机会。最好的投资是那些看起来说不通的投资。数字怎么都对不上，好得不像是真的。当这种不寻常、说不通的事情凑到一起时，就是我们要一头扎进去的时候。

Frontline：一阶思维与二阶思维

沙恩：给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可以是你自己的投资、巴菲特的投资，或者某个案例，一笔看起来完全说不通的伟大投资。数字看上去就是不对劲。

帕伯莱：我给你举一个例子，那笔投资我是赚了钱的，但我赚到的连本该赚到的 3% 都不到。机会是端着盘子送到我面前的，我却搞砸了。我还是赚了钱，但我想借它说明，最好的点子一旦你最终想明白了，其实非常简单。大约在 2001 年或 2002 年，我碰到了一家叫 Frontline 的航运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大约 75 艘 VLCC，也就是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这些巨轮把原油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运到美国。当时全球这类船一共 300 艘，其中 75 艘归 Frontline 所有，占了市场的 25%。Frontline 的创始人兼掌门人约翰·弗雷德里克森（John Fredriksen）把整个船队都放在了现货市场上。他处置船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签一年期的期租合同，或者签三年期的合同，这样每天的现金流有保障；另一种是当个赌徒，把船放到现货市场上去搏。他把整个船队都放到了现货市场上。这些 VLCC 算上船员等各项开支，每天大约要 1.5 万美元才能保本。那时候正赶上伊拉克战争等各种事情，石油需求大幅下滑，市场对 VLCC 的需求不够。

运价暴跌，一度跌到每天 7,000 美元，于是 Frontline 每艘船每天亏 8,000 美元，乘以 75 艘船，而且公司还加了杠杆。股价被拖到后院一枪毙了，跌了大约 9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做投资时，或者说股票市场审视一家公司时，想看到的是现金流的稳定性。市场奖励现金流的稳定性。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亏损的稳定性，没人说得清这些亏损什么时候会减少。股价跌到了每股 3 美元左右。我研究它的时候注意到两件事。第一，所有债务都是无追索权的。债务挂在一艘艘具体的船上，母公司身上没有债务。如果某艘船的债务违约，银行只能把那艘船收走。他们收不走公司，只能收走那一艘船，就像车贷一样。第二，这些船有一个流动性还算可以的买卖市场。即便运价跌到每天 7,000 美元，船价也只比原来跌了 25% 到 30%。我意识到，如果 Frontline 陷入现金紧张，他们只要卖掉三艘船就行了。

卖掉三艘船、还清对应的债务，剩下的现金足够维持六到九个月的运营。之后他们还可以再卖三艘。我觉得这家公司根本不可能破产。另外，我可以把整家公司看一遍，然后问：“好，如果他们把船全卖了呢？”如果把所有船卖掉、还清所有债务，每股还能剩下 9 到 10 美元，而股价才 3 美元，所以即便他们把整个公司清算掉，你的钱也能变成三倍。这就是在困境情形下，股价和资产净值之间的套利。我说：“好，这里我们不可能亏钱，我们去买 Frontline。”我把基金 10% 的资金投进了 Frontline，因为我实在看不出我们有什么可能亏钱。当运价只有 7,000 美元时，拆船的数量猛增。有些希腊船东手里只有一两艘 VLCC，都是船龄二三十年的锈桶。他们把船送到孟加拉、印度拆掉，当废铁卖，拿回 1,000 万、1,500 万美元，然后拿这笔钱去干别的。老船租不出去了，因为它们是单壳船。

埃克森·瓦尔迪兹号（Exxon Valdez）事故之后，人人都想要双壳船。市场疲软时，大家都租双壳船，因为价格差不多，于是所有单壳船都被拆掉了。船队从 300 艘缩减到大约 250 艘。几个月后，运价开始回升，石油需求开始恢复，运价涨到 1.5 万，接着涨到 2 万，股价到了 10 美元。我卖掉了股票，还对自己说：“干得漂亮，莫尼什。”大概用了八个月。一切都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然后运价涨到了每天 30 万美元。每天 30 万，他们一天大概能赚 28.5 万，再乘以 75 艘船。这个数字简直是无穷大。

沙恩：是啊，我刚才还在算呢。

帕伯莱：你就当它是无穷大吧，接下来三年股价涨了 80 倍，而愚蠢的莫尼什还在为自己翻了一倍沾沾自喜。其实我连一倍都没赚到，大概只赚了 80%，就那样结束了。这就是一个只做了一阶思考、没做二阶思考的例子。巴菲特总说，投资里最重要的问题是：“然后呢？”不管你想到什么，都要接着问“然后呢？”一直追问“然后呢？”如果我当时足够聪明，问一句“然后呢？”你会看到运价糟透了，你会看到拆船，你会看到船队要缩小。即便石油需求回不到原来的水平，供需最终也会恢复平衡，那些亏损也会消失。然后再往下想一步：当石油需求回来时，造一艘这样的船要三到四年。当运价涨到 3 万或 5 万，所有人都看得出这现在是门好生意了，可当你跑去韩国船厂，订单已经把他们淹没了，他们会说：“去后面排队吧。五年后我给你交船，顺便说一句，这船不再是 7,000 万美元了，新价格是 1.2 亿。”

因为他们接到的订单多得接不过来。如果我当时想过，就会看到这样一种局面：一旦需求变得紧张，至少三四年内供给根本无法增加。28.5 万乘以 75 再乘以 1,000 天是多少？这还是最少的天数，而且运价不会降下来。只有再过三四年，新船才开始陆续交付，供需才开始恢复平衡。但那是一笔疯狂的现金流。正如我们的朋友吉姆·克莱默（Jim Cramer）说的：“总有某个地方在走牛市。”如果 A 计划是伯克希尔·哈撒韦，B 计划是寻找异常，那么时不时地（不会太频繁），你会发现一些古怪的东西。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花三个月研究一样东西，结果发现没那么好，那就放手。我们有伯克希尔这个壳在打底。看看沃伦·巴菲特，他在 2022 年的信里说，在执掌伯克希尔的 58 年里，真正对伯克希尔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决策只有 12 个。58 年里，他做了 300 到 400 多次买入股票和企业的决策。300 次里（我取的是保守数字，实际更多）只有 12 次是非凡的。

他说平均每五年才有一个好点子。这可是沃伦·巴菲特，命中率 4%。伟大的投资点子很稀少。我们不会每周、每月甚至每年都碰到。A 计划，把钱放进指数；B 计划，拿着盖革计数器把一切都扫一遍，看各种各样的东西。碰到说不通的，就深挖下去，时不时你就会挖到主矿脉。当你找到主矿脉时，从伯克希尔的仓位里拿出 10% 到 15% 投进去，让它跑完，然后再放回伯克希尔。就这么一直做下去，你的 100 倍会在一半甚至更短的时间里出现。

巴菲特怎么找机会

沙恩：我喜欢这个故事。我听过很多有意思的例子，不管是巴菲特的、芒格的，还是你自己的投资。但我不知道的是过程。你给我讲这些船的故事，你一解释，我就能像你一样看出来：“哦，这就是机会。”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会去看原油运输船？我怎么知道该往哪里看？你的过程是什么？你是挑一个行业，看里面的 100 家公司？还是读 50 个行业的书？还是看别的投资者在做什么，然后倒推？你到底怎么知道该往哪儿看？

帕伯莱：我给你摊开来讲。会非常简单，但需要某种特定的性情。首先我想谈谈性情。回到沃伦·巴菲特，他十几岁时常去奥马哈的赛马场 Aksarben。他去赛马场，其中一件事就是等所有比赛结束后，把人们扔在地上的马票全捡起来。这些大多是输掉的票，人们直接扔进了垃圾桶。他会把它们全掏出来，带回家，一张一张地看。有时候一匹马跑了第二名，而那张票买的是“独赢或位置”，其实是张中奖票，但那些人没弄明白，因为喝醉了或者别的原因。他总能找到一堆被扔掉的中奖票。他未成年，不能自己去柜台兑奖，就把票都交给他最喜欢的姑妈艾丽斯（Alice），由她去柜台把钱领出来再交给他。等沃伦长大一些，比如 24、25 岁，他把穆迪手册（Moody's Manual）翻了个遍。我手边就有一本。我边讲边给你看。

出于怀旧，我在 eBay 上买的。这种手册出过好几本。比如这本是 1953 年的，讲的是铁路、航空和航运。我随便翻开一页，每页有两三家公司，字非常小，得用放大镜看。它给每家公司写一份概要。这只是 1953 年的其中一本，那一年大概出了七八本，1954 年、1955 年等等也差不多。你说的是一大摞书。他把这些书读了两三遍。他的做法是一页一页地读，寻找异常。他以前接待过一些 MBA 学生，会把他投资过的那些公司在穆迪手册里的页面复印给他们看。他会找到像 Western Insurance 这样的公司：股价 15 美元，而去年的每股收益是 25 美元。股价每股 15 美元，每股收益 25 美元，每股账面价值 80 美元。这就是我们说的异常，就像拿木板往你脑袋上一敲，说不通。他会把所有这些在正面方向上说不通的公司列成一张单子。

然后他会研究这些公司，再进行投资。为了找到 Western Insurance，沃伦可能每天要连续读 14 个小时、读上三个月，才找到一两家，但他需要的数量本来就很少。沃伦是个天才。他的头脑天生就适合高强度的工作，工作从来不会让他烦。就像没有哪个十几岁的孩子会去把地上那些马票全捡起来，再怀着“我会找到一顿免费午餐”的乐观一张张翻看。他翻穆迪手册，开始找到这些异常，然后投资它们，而且赚得不错。现在我们有了一条捷径，因为我知道你的听众不会去做巴菲特做过的事。我也做不到巴菲特那样。虽然我喜欢他做的事，也想像他那样做，但我没有沃伦那种条件和那种凶猛的专注度。几乎没人有。在这一点上他就是个极端的异类。举个例子，有个网站叫 Value Investors Club（价值投资者俱乐部）。去 Value Investors Club 是免费的，你不用付任何钱。如果你留下电子邮箱，就能看到所有发布满 60 天的点子；如果不留邮箱，也能看到所有发布满 120 天的点子。

这没关系，因为 Value Investors Club 上有 10 年前、15 年前的点子，至今仍有价值。想成为 Value Investors Club 能发帖的会员非常难。这是个精选网站，会员每年必须提交两个点子，而且要拿到还不错的评分，才能保住会员资格。我发现 Value Investors Club 汇聚了大量智力，这些年积累下来的智力，而且全都免费。一个人要做的，只是坐下来读 Value Investors Club 上的报告。一年大概有 500 篇，每篇最多 10 到 15 页，后面还有评论。这比穆迪手册容易多了，因为已经有人替你把信息消化过了。一个人不用下太多功夫，一天读四五个点子很轻松。他完全可以有一份全职工作，同时轻松做到这一点。这不是什么难事。你不需要把整篇读完。我的建议是，读开头几段，看看这是不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有没有抓住你。我自己是每一个发布的点子都会看。我不在乎是不是刚发布就去看，因为那些点子即使五年之后也照样管用。

比如最近，我开始投资一家公司，最初那篇报告是 2021 年写的。现在是 2025 年，它依然成立。下面有大量的评论记录，我还能看到这家企业过去几年发生了什么。我要说的是，Value Investors Club 是一条非常好的捷径。但你仍然要做的是，只把它当作点子的来源。就像穆迪手册也不会告诉你该买什么、卖什么一样。看到一个点子后，你要自己做所有的功课，自己研究，把一切都弄清楚，确保这是你非常了解的东西，确保它在你的能力圈之内，然后再决定买不买账。上面的企业范围很广，有时候同一家企业，因为 Value Investors Club 已经存在了二十五年以上，同一个点子被写过七八次。你可以把它们全找出来看，它会向你展示这家企业的完整历史。如果有个学生想像当年在 Aksarben 赛马场的巴菲特那样，Value Investors Club 是个很好的工具。巴菲特现在还在这么做。还有一本书叫《日本公司手册》（Japan Company Handbook），我拿来给你看看。

巴菲特与日本五大商社

沙恩：好，好啊。我很期待，因为大家经常听说巴菲特的喜诗糖果、可口可乐、GEICO，那些广为人知的巴菲特最佳押注。

帕伯莱：对。

沙恩：但据我所知，巴菲特在日本做了一些了不起的投资。

帕伯莱：嗯，他最近写的那封信里，关于日本的内容超过了一页。这本《日本公司手册》，好消息是它是英文的。它跟穆迪手册差不多，只不过一页两家公司，两页四家公司。另一点是它每季度更新一次，每个季度都出版。亚马逊上就有，非常简单。你可以去亚马逊或者日本亚马逊下单，他们就会寄给你。穆迪手册已经不再出版了，而这本你随时想买都能买到。同样，你也不需要每个季度都买，也许每五年买一本就够了。巴菲特拿这本手册做的事，跟他在 Aksarben 做的完全一样：一页一页地翻。大概是十二三年前，盖伊·斯皮尔和我去巴菲特的办公室拜访。其实我们不是去拜访巴菲特，而是去请他的助理吃午饭。当年我们安排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时，跟他的助理黛比（Debbie）混得很熟。黛比人特别好。我跟黛比说：“如果盖伊和我能请你吃顿午饭，那就太好了。”她说：“你们来参加伯克希尔股东大会的时候，周五办公室忙疯了。

各路名人都要来。周五我走不开，但如果你们周四来，我可以周四跟你们去吃午饭。”我说：“我们反正没事，周四去就是了，没问题。”于是我们开始去奥马哈，周三晚上到，周四跟黛比吃午饭。这样持续了好几年。去了几次之后我发现，跟黛比吃午饭比跟沃伦吃午饭还要好，因为我会跟黛比说：“黛比，咱们姐妹之间说点悄悄话？”她会说：“莫尼什，你想知道什么，尽管问。”我就能打听到沃伦那些最奇特的习惯，比如他怎么处理信件，他怎么做这个、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她会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做事的。有一年，我们照例要跟黛比吃午饭，周四去了奥马哈的伯克希尔总部。盖伊和我在 14 楼一出电梯，沃伦就站在那儿。我以为他可能要出门去哪儿，结果他是专门出来接我们的。想想看，一家《财富》十强公司的 CEO 走到电梯口，来迎接两个连预约都没有的愣头青。他跟我说：“你们想参观一下伯克希尔总部吗？”

我们都很惊讶，说：“沃伦，如果你愿意浪费时间带我们参观，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他带着我们转了一圈，给我们看他的可乐饮料机，看板子上的各种股票，还有一大堆纪念品，一边看一边讲了很多历史。然后他把我们带进他的私人办公室，我看到他桌上放着《日本公司手册》。去之前我就知道沃伦在看《日本公司手册》，而我自己也刚刚翻过一遍。我说：“沃伦，我也在翻这本。我能不能把一些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去看的公司标出来，省得你一页页地翻？”他对这件事很怀疑，但他说：“随你吧，莫尼什，想怎么弄都行。”我拿过他那本手册，把我觉得他该看的那几页折了角。我跟他说：“沃伦，结果好东西大多在后面。”他说：“向来如此。好东西总是在后面。”我们就这么翻了一遍，我在《日本公司手册》上做了标记。我记得那是 2019 年，他开始买入日本五大商社。

沙恩：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吗？他平常会去看不同的国家吗？

帕伯莱：我来解释一下那笔押注有多么不用动脑子。这五家日本商社的股息率是 8%，它们在派 8% 的股息。非常便宜。日本的股指差不多 30 年原地踏步。沃伦在这些股票上拿到了疯狂的回报。他的做法是，用年息 0.5% 的利率借入全部金额的日元。

沙恩：那可不是小数目，好像有 50 亿美元。

帕伯莱：对。他投了 50 亿美元，但这 50 亿是以 0.5% 的利率借来的日元。他用日元买入日本公司，公司用日元派息。股息是他利息支出的 16 倍。他没投入任何自有资金，一下子就在 50 亿上赚到 7.5%，大约 3.5 亿到 4 亿美元，凭空而来，就这么流到他手里。接下来，因为这些公司买得便宜，大约三四年后股价全都翻了一倍。50 亿变成了 100 亿。投入的自有资金为零，所以回报是无穷大。它们都提高了股息。按最初的买入价计算，股息率大约是 15%。之后他又加大了押注。原来他在每家的持股都不到 5%，现在每家都接近 10% 了。他跟这些公司见面说：“你们看，我显然不是维权投资者，也不会收购你们的公司之类的。我再多买一点，你们介意吗？”他们说：“能有你做我们的投资者，是我们的荣幸。”他和格雷格·阿贝尔一起飞到日本东京，住在东京一家酒店的顶层套房里。他年纪很大了，九十多岁。那些公司的人一家一家来他的房间见他，五家公司他都见了，然后就飞回来了。我要说的是，那笔押注跟 Aksarben 的押注是一回事，跟他在穆迪手册里找到的那些押注是一回事，而他是在这本手册里找到的。

沙恩：你的核心理念是“正面我赢，反面我输得不多”。

帕伯莱：对。我想说的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看穆迪手册或者《日本公司手册》。他把这些公司看成跟伯克希尔一样的公司，而它们确实是。它们是三菱、丸红这些公司，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它们是非常出色的企业，资本配置一流，人很聪明，而且重视股东利益。沃伦找到了一条能放进 100 亿美元的主矿脉。这甚至不是那种只能放进 1 万或 10 万的机会，它能以极高的回报容纳 100 亿。关键在于你有多饥渴。这跟任何创业者一样。任何人创业，不管做什么，都得全力以赴：强烈的热情，一天 18 个小时，全情投入，坚定的信念。这里也一样。如果你真的专注于此，就能做得很好。不管你的热情是什么，整个宇宙都会合力帮你。关键只在于你想不想要。

不该做的事：不用 Excel

沙恩：我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芒格有一套“反过来想”的理念。他不是去想“这就是我们该投这家公司的理由”，你以前说过，他在找的是不该投资一家公司的第 62 个理由。

帕伯莱：对。

沙恩：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在这儿，想成为一个更好的投资者，与其说“这些是我该做的事”，不如去找出哪些事我不该做。你有一份这样的清单。比如其中一条“不该做”的是：“你不可使用 Excel。”这让我很意外，因为我以为投资就是大量建模和高深的财务分析，但你认为不是这样。

帕伯莱：我们看看巴菲特的日本投资。他做投资从来没开过电脑。

沙恩：这是黛比告诉你的吗？对了，他用 Excel 吗？

帕伯莱：他肯定不用 Excel。他用电脑上上谷歌之类的，但主要是用来打桥牌。打死沃伦他也不会用 Excel。关键在于，他在找的是那种像拿木板往你脑袋上一敲的东西。他翻《日本公司手册》或者穆迪手册时，根本用不着 Excel。Excel 能帮你什么？每股收益 25 美元、股价 15 美元的时候，你不需要 Excel。股息率 8%、借钱利率 0.5% 的时候，你不需要 Excel。事实上，如果你需要 Excel，那就自动放弃，因为这说明里面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对不上。我做 Frontline 时需要 Excel 吗？不需要。我查一下清算价格、船、船的行情，这些都是非常基础的数字，用不着 Excel。最近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在看某家海外的证券交易所。这家交易所的历史市盈率大约 30 倍，每年增长 15% 到 20%，增长非常快。收入的 60% 是利润，而且随着增长，这 60% 可能变成 70%，因为它有经营杠杆。

只要往后推两三年，市盈率就不到 10 倍了。根本不需要 Excel，全在脑子里就能算。它今天每股收益 10 美元，一年后会是 12 美元，两年后 14、15 美元，三年后也许 17、18 美元，而股价是 300 美元。到 18 美元的时候，你已经只有 15 倍市盈率了，砍掉了一半，但那时它还在增长，本该以 30 倍以上的市盈率交易。到那时股价可能到了 600 或 700 美元。我要说的是，如果你没法在脑子里算出来，那就自动放弃，因为这说明里面有复杂的东西。另一件重要的事是，你应该能用四五句话把你对一只股票的投资逻辑讲给一个 10 岁的孩子听。如果做不到，那就放弃。你不可能拿着一张 Excel 表格跟一个 10 岁孩子坐下来聊，他们不会喜欢你，也不会感兴趣。爱因斯坦曾说过：“智力有四个层次：聪明、有才智、天才、简单。”最高层次的智力就是简单。投资的另一点是，你必须有信念。如果你总得回头去看 Excel 模型，就很难有信念。你得在脑子里想清楚。巴菲特从来不需要去翻什么，全在他脑子里。他知道股息率是多少，知道自己付了多少钱，知道日元汇率是多少，这些他全都知道。都是预先装好的，你根本不需要去想。

不该做的事：不加杠杆

沙恩：我还有一条。在“不该做”那一堆里，我们有“不用 Excel”和“不要过度复杂化”，就是这个意思。第二条是杠杆：不要过度使用杠杆。你能给我们讲讲里克的故事吗？

帕伯莱：好，里克·格林（Rick Guerin）。

沙恩：里克后来怎么了？你从里克身上学到了什么？

帕伯莱：沃伦、查理和里克·格林过去常常一起做交易。他们各自独立做自己的事，但会分享点子，有时也一起出手。里克·格林住在洛杉矶，跟查理是好朋友，后来也跟沃伦成了好朋友。是里克为他们找到了蓝筹印花（Blue Chip Stamps），喜诗糖果当年联系的可能也是他。70 年代初以后，我们就再没听说过里克，他好像从雷达上消失了。我跟沃伦吃午饭时，问了他一个很单纯的问题。我说：“沃伦，里克后来怎么了？本该是你们三个人的，后来就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沃伦说：“查理和我知道我们会变得非常富有，所以我们不着急。里克很着急。”里克总是用一些杠杆。后来 1973、1974 年的熊市来了，那次非常剧烈，是一场慢动作的崩盘。两年里股价跌了 40%、50% 以上，回撤很大。里克收到了追加保证金通知。沃伦说：“他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的时候，我以每股 40 美元买下了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这只股票现在是 70 万美元一股。里克被迫在可能是最糟糕的时候卖掉了它。

沃伦又往前走了一步，因为他总想让这些午餐更有价值。他对我和盖伊说：“只要你是个哪怕略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者，花的比挣的少，而且不用杠杆，那么这辈子想不发财都难。”这跟我们刚才讲的从 1 万到 100 万是一回事。我们不用杠杆。我们甚至不需要高于平均水平。你不需要是天才，而如果雷达上出现了像日本那几笔押注、Frontline 之类的东西，你可以下注，那也许能提高你的回报。但就算这些你都没做，最后也不会差。后来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2009 年我和查理成了朋友，然后开始跟他打桥牌，里克就是他的桥牌搭档。我们常在洛杉矶乡村俱乐部打桥牌，那是一段很美好的岁月。我们总是先在餐厅见面吃午饭，然后去桥牌室打牌。有一次我坐在那儿，另外两个人还没到。我坐在一张四人小桌旁，查理和里克就在我对面。我说：“你们觉得这不过是一顿普通的午饭，但这是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时刻。”

这两个人被逗乐了，一个印度小伙子是他们的超级粉丝。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面前坐着里克·格林，我还以为他消失了，他是个那么了不起的人，还有查理。你们一起做过那么多交易。有没有哪一笔特别突出、特别有意思？给我讲讲 60 年代那些好时光吧，那时候你们就像在水被放干了的桶里打鱼。”他们俩对视了一眼，里克对查理说：“你给他讲讲那个护士的事吧？”查理说，里克发现有一家企业，老板去世了。那人是个有点疯狂、特立独行的企业家。他发明了一种添加剂，你可以把它倒进汽车发动机里，它能堵住任何渗漏。你只要倒进发动机，如果有漏油之类的，它就会封住，而且不会影响其他任何东西。这家伙常干的事是，带着枪去汽修店，当着他们的面拿枪在自己的发动机上打个洞，然后把他的东西倒进去。

沙恩：哇，真是个推销天才。

帕伯莱：对，他很厉害，一个疯狂的特立独行者，生意就是这么做起来的。后来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这家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家，但公司被杠杆之类的东西搞得资不抵债，问题一大堆。里克对查理说：“我们应该拿下这家公司的控制权。如果我们从银行手里拿下债务，公司就归我们了，因为股权已经一文不值。”他们以几分钱对一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全部银行债务，但接下来出了个岔子。这家伙有个情妇。情妇是他的护士，而他妻子是在他死后才发现的，因为他让情妇当了遗嘱执行人，而企业要由妻子继承。两个女人彼此恨得要命。照查理给我描述的，那个护士是个金发、胸很大的女人。那家伙为了生意从妻子的姑妈那里借过大约 8 万美元。查理对那位遗孀说：“我们想对每个人都公平。我们打算按面值全额还你姑妈那 8 万美元的借款。”尽管他们买其他东西都是打折买的。他接着说：“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同意，把企业转到我们名下，这样谁都不会不高兴。”问题在于，这两个女人谁都不愿意做任何对另一方有利的事。于是查理决定约那位护士在加州俱乐部（California Club）见面，那是个非常上流的地方。他总去那儿吃午饭，有自己的固定餐桌。我第一次见查理就是在那儿。那算是个午餐俱乐部。他请护士过来吃午饭，想让她平静下来，安抚一下她的情绪，把交易谈成。她下了班直接过来，穿着一身护士服，小了大概三个尺码。查理说，他跟她（一个穿着护士服的金发女郎）吃午饭的时候，俱乐部里的其他会员都以为查理在跟一个色情片明星见面。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芒格先生，俱乐部里最德高望重的会员之一，居然在跟色情明星共进午餐。不管怎样，查理说，不管会员们怎么议论，他还是把事情摆平了，交易也谈成了。这是其中一个好玩的故事。这几个人一起玩得可开心了。

沙恩：里克后来怎么样了？他没再回到伯克希尔，还是后来又回去了？

帕伯莱：后来回去了。里克是个非常好的投资者。当然，他在 1973、1974 年遭受了很大的回撤，倒退了两步。但几年前他去世时，他持有每日期刊公司的大部分股份。我估计里克的身家有好几亿美元。他过得挺好。

不该做的事：剪掉鲜花、浇灌杂草

沙恩：我喜欢的另一条“不该做”的是，你说过大意是“不要剪掉你的鲜花，去浇灌你的杂草”。我理解这是关于分散投资的，我们从小听到的都是分散投资才是聪明的投资方式。你能解释一下吗？

帕伯莱：回到巴菲特 2022 年在年报里说的那句话：他平均每五年才有一个好点子，执掌伯克希尔 58 年一共 12 个点子。鲜花很稀少，杂草到处都是。

沙恩：顺便问一句，他这是在自谦，还是真的？

帕伯莱：是真的。他没有多少赔钱货，归零的投资也不多。确实有几笔归零了，最让他心痛的是 Dexter 鞋业。但大部分情况下，他做得不好的投资只是原地踏步或者回报很低。而这十几个仓位则是全垒打，表现非常惊人。我们知道鲜花稀少、杂草丛生，这就是投资的本质。对伯克希尔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剪掉那 12 朵鲜花。这是我职业生涯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犯的错误之一。我一再卖掉好企业，因为它们看起来贵了，而我对它们有多贵的判断总是错的，它们远没有我以为的那么贵。仅仅因为一家伟大的企业看起来估值已满甚至偏高就卖掉它，几乎总是个错误。更多地关注企业的质量，而不是估值。如果你发现自己拥有一家非常好的企业，就别去动它，让它替你干活。

沙恩：上次我们录节目时，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宋飞正传》（Seinfeld）的故事，所以我们给你带了个小礼物。这是一幅伟大投资者的画像，伊莱恩（Elaine）的蓝图：你可以看着油漆变干。我买来给你挂墙上。

帕伯莱：太感谢了，这真漂亮。就像那部讲“什么都没发生”的剧一样。

沙恩：正是。芒格有句很棒的话，大意是：“如果你碰巧拥有一家很棒的企业，那就去找点别的事做吧。”也就是说，你的工作就是不动，而这恰恰是会得到回报的。

帕伯莱：对。

沙恩：而作为创业者，行动总是会得到回报。在思考投资和经营企业的区别时，这是我努力做出的一个重大心态转变。

芒格的“罗马帝国”：好市多

帕伯莱：每次我跟查理吃晚饭（大概每两三个月一次），跟他打桥牌，几乎每一顿饭都会聊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好市多（Costco）。我跟他见面几乎每次都会说到好市多，我们至少要花 30 分钟讨论好市多的某个细节。

沙恩：就像现在那个梗，男人每周都会想一次罗马帝国。

帕伯莱：对。

沙恩：查理的罗马帝国就是好市多。他一天到晚都在想好市多。

帕伯莱：我很喜欢去好市多。事实上，我和我的伴侣大概每两三周就在好市多过一次约会之夜。热狗配一杯免费饮料，每份 1.5 美元，再来一块披萨，大概 6 美元，就搞定了。我们很开心。我和她坐在美食区，看着收银台那边，整个卖场就在我们身后。我尤其会看到那些装得满满的购物车，那些非常开心的人走过去，走向出口。我还会看到很多印度人，购物车也装得满满的，因为好市多卖印度酸奶 Dahi、印度酥油 ghee，还卖巴斯马蒂香米。如果我去新泽西州爱迪生市（Edison）的好市多，那里全是印度食品或者印度商品。但即便在奥斯汀这种不是以印度人为主的社区，他们也做得恰到好处。每次去那儿，我都惊叹于它那条护城河之深，它简直是在做公共服务。这就是好市多做得这么好的原因，大量好处都给了会员。这也是查理一直深爱它的原因。

沙恩：说到 Value Investors Club，有一份 PPT 在网上很火，叫《好市多的韧性》（The Resilience of Costco）。你看过吗？

帕伯莱：没看过。

沙恩：那是我见过最好的文档之一，是一个匿名的家伙做的，他专门分析公司。在这份文档里，他的论点是零售业一直在走下坡路，亚马逊在往这边走，某某在往那边走，但有一家公司表现出惊人的韧性。他指出了好市多模式的精妙之处：商品只按成本加价 10% 到 15% 出售。

帕伯莱：对，他们的加价上限是 15%。我给你讲个故事做例子。有一批李维斯（Levi's）牛仔裤，平常一条卖 30 到 40 美元。他们碰到了一大批货可以买，几万条牛仔裤，每条 9 美元。好市多把整批货都买了下来，一些经理跟高层说：“就算卖 25 美元，对顾客来说也是很划算的。如果定价 25 美元，肯定一抢而空。”吉姆·西内格（Jim Sinegal）告诉他们，定价不能高于进价的 15%。他们定价 10 美元，两天就卖光了。他们放弃了很多本可以赚到的钱，但正是这样的举动建立起了信任。人们对好市多有着不可思议的忠诚和热爱。

沙恩：你提到了 1.5 美元的热狗。他对不涨价这件事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这是一种象征吗？你怎么看？

帕伯莱：如果你研究一下这个 1.5 美元的热狗，他们做了后向一体化。他们原来有供应商，后来自己建了工厂，自己生产。他们设法把能砍掉的成本都砍掉了。现在它可能还是在亏钱，但能亏多少呢？吉姆·西内格说：“那是一头圣牛，我们不会改它的价格。”会员们很感激这一点。事实上，好市多每五年提高一次会员费。上一次他们大概有七年都没涨，他们不需要涨。他们说：“我们赚的钱够多了，不需要涨。”在很多层面上，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查理在董事会里。查理甚至都不会跟我说这些，但他让这家企业变得更好了，而他们甚至都没意识到是他在改进。他不是维权投资者，但他会时不时地给他们一些小建议，日积月累，就产生了连锁效应。

沙恩：他的风格是什么样的？你认识他，而认识一个人，跟读到、听到关于他的事，或者听他公开说的话，是很不一样的。你在日常相处中观察一个人，能看出更多东西。他提建议时很直接吗？他是不是很善于让别人觉得那是他们自己的主意？在影响别人这件事上，他是什么风格？

帕伯莱：查理给人的印象是棱角很多，一个说话非常直的人。但让我惊讶的是（沃伦和查理都是这样），他们有着非常温暖、柔软的心。一旦越过外表，他们是非常美好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为了保护自己，他们才有这样一层外壳。但如果你进入他们的核心圈子，越过了那层外壳，他们是非常好的人。同时，查理也是有一说一。但他们在跟 CEO 或者替他们经营企业的人打交道时，非常清楚对方需要有自由去建造他们想建的沙堡，他们就给对方这种自由。即便觉得对方在犯错，他们也不会去事后指手画脚。但如果有人向他们征求意见，他们会非常谨慎地给出他们可能会选的那条路，然后由对方接着走。经理人们干劲十足，因为他们被充分授权，不会觉得有人在背后盯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经理人们做得好，是因为他们不想辜负这两个人。

低风险、高不确定性

沙恩：给我讲讲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别吧。

帕伯莱：这是一个需要理解的重要概念，因为华尔街经常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事实上，华尔街把两者混为一谈的时候，正是最大的机会所在。我们谈过 Frontline。Frontline 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极高、风险却很低的例子。华尔街要找的是确定性。如果我们看 ADP 这样的公司，它处理薪酬发放，大约 50 年来一直不间断地增长，因为你做的是薪酬业务，而薪酬会一直往上走，你的现金流会一直往上走，一切都是一条直线，非常漂亮。华尔街会为此给你极高的回报。而如果你看这样一家公司，它的定价会反映出狂热，会被高估，因为他们就爱这个，这正是他们要找的，听起来就像音乐一样悦耳。反过来，如果一家公司表现出很高的不确定性，它就会被拖到后院一枪毙了，而机会就在那里。要找的线索之一，就是这是不是一家低风险、高不确定性的企业。脑子里要一直装着这个问题：“这是一家高不确定性的企业吗？这是一家低风险的企业吗？是不是两者兼具？”当你碰到两者兼具（低风险加高不确定性）时，那就等于高回报。这是一条值得深挖的富矿。

沙恩：我看了你的投资组合，你投了一家土耳其公司，是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商。你会说这是风险和不确定性错配的好例子吗？或者你会怎么描述它？因为我一听这个故事就觉得：“这很有道理，一下就想通了。”是什么线索让你注意到它的？或者它属于哪个概念？

帕伯莱：我们在它上面赚了钱，但已经退出了。我退出的原因是，这家可口可乐装瓶商有一家母公司，是土耳其和其他几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啤酒商。它最大的业务在俄罗斯，在那里市场份额排第一，是跟百威英博（AB InBev）五五合资的。俄罗斯实际上把那块业务国有化了。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对埃尔多安支持乌克兰之类的事有些不满。这件事发生后，它就被我们放进了“太难”那一堆。

沙恩：请解释一下“太难”那一堆。这是我从你那儿偷学来的。

帕伯莱：这是沃伦的东西，我们马上就会讲到。那是一件我没法评估胜算的事。我们坐在牌桌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能把本钱拿回来，外加一些回报，然后就收手。我说：“在哪儿签字？”我可以去找别的东西玩。至于“太难”那一堆，它是沃伦桌上一个实实在在的盒子。如果你上谷歌搜“Warren Buffett too-hard”，看图片，那张图大概就会跳出来。他桌上有个盒子，他管它叫“太难”，他说你碰到的投资点子里有 99% 甚至更多都应该放进那个盒子，因为我们搞不明白。要明白的一点是，如果世界上有 5 万只股票，就算研究很长时间，我们最多也只能弄懂其中几百只。我们碰到的大多数公司都应该放进那个盒子。投资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谦逊，要有自知之明。沃伦很坦然地承认自己对大多数事情都不懂，承认大多数事情都没法弄明白、没法评估。我们也不需要。如果你能弄懂极小一部分东西，并且知道这些东西什么时候被高估、什么时候被低估，那就够了，别的什么都不需要。

能力圈：约翰·阿里拉加

沙恩：有一个人在一片很小的区域里拥有一大堆房地产。

帕伯莱：对，那是约翰·阿里拉加（John Arrillaga）。

沙恩：对，他是什么故事？因为听起来这就是个好例子：能力圈非常窄，但他对定价了如指掌。

帕伯莱：约翰·阿里拉加是个亿万富翁，两三年前去世了。他女儿嫁给了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这是亿万富翁的亿万富翁次方。约翰·阿里拉加的能力圈非常窄。大多数东西他都不懂，他只投资斯坦福校园方圆两英里以内的房地产，仅此而已。如果你跟他在校园周围走一圈，他能告诉你每一栋楼的完整历史：什么时候建的，现在值多少钱，租金多少，业主是谁，有过什么历史。每一栋楼他都了如指掌。他是一英寸宽、一英里深，而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个好品质：非常聚焦。约翰·阿里拉加的做法是，总体上让他的组合保持很低的杠杆，债务一直不多。每当下行周期到来，他就大举买入周边那些陷入困境的物业。这是你能想到的最黄金地段的房地产（除了纽约公园大道之外）。他就把这些物业一个个买下来。别人都在被银行收回抵押物、在破产，他就去找银行，从银行手里把这些物业买下来。然后他把它们全部租出去，按公允价值出租。再把杠杆降下来，等下一个下行周期，再来一遍，他一直坚持这么做。

他没有跑去山景城或者 Wynn California（音）之类的地方这么干。这些他都没做。他没有去投科技股之类的东西，这些他都没碰。他只做房地产，就做这一件事，做得非常出色，最后以亿万富翁的身份去世。这个故事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需要对很多东西知道很多。我们需要对很少的东西知道很多，这才是关键。比如说，如果我在看 Frontline，我就应该尽可能把航运的一切都学透，把石油运输、油轮、这个行业的历史、谁在造船以及其中的每个细节都学透。挖得越深，对我越有利。我不应该下周又去花时间研究飞机。前几天我跟一位年长的先生聊天，他七十多岁，是个不错的投资者。他告诉我，他长期持有一家叫 AerCap 的飞机租赁公司，那是门非常好的生意。同样，如果你在那个行业、那门生意上花了时间，你就会懂得其中的细微之处，然后再往下走。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愿意往深处挖。这就是为什么 Value Investors Club 能帮你起步。你可以读年报、读历史，然后一直往深处挖。

沙恩：没错。你觉得为什么大多数人不这么做？因为我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啊，这是一张蓝图。”你不会完全照搬他的做法，那是独一无二的一步。但蓝图摆在那儿。他足够聪明，看到了这一点，想到：“嘿，加州斯坦福附近这片地方，对我来说是个好地盘。”大体上就是挑一个好浪头，然后不过度加杠杆。别人恐惧时，他贪婪；别人贪婪时，要恐惧。他就是这么做的，再加上一句：“我要往深处挖。在这方圆两英里里，我得变成行家。我不需要被其他东西分心，而且我会永远持有。”这就是一张蓝图。

山姆·沃尔顿与索尔·普莱斯

帕伯莱：尼克·斯利普有句话：“最好的投资者是那些从不卖出的企业家。”想想企业家，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就是约翰·阿里拉加。我看山姆·沃尔顿，山姆·沃尔顿就是约翰·阿里拉加。他只做零售，只去逛竞争对手的店，其他的事从不操心。

沙恩：山姆·沃尔顿，沃尔玛的创始人？什么意思？多讲讲他。

帕伯莱：山姆·沃尔顿说过：“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任何人比我在竞争对手的店里花的时间更多。”每次他跟家人去度假，路过一家零售店，他就会跟家人说他 20 分钟后回来，然后就进去了。

沙恩：他在里面干什么？他做了什么？

帕伯莱：他喜欢去逛自己所有的门店，但如果什么时候看到一家竞争对手的店，他就会带着三四个经理进去。有一次他进了一家店，他的经理跟他说：“这家店经营得真烂。”山姆回答：“是啊，但你看到那个蜡烛陈列了吗？你看到那个蜡烛陈列有多棒了吗？”他的观点是：“我可以向失败者学习。我想学到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身上那点闪光之处。”有一次在巴西的一家零售店里，人们发现一个老人平躺在地上，就叫了急救人员。结果那是山姆·沃尔顿。他在做的是测量货架之间通道的宽度，他没带卷尺，就用身体量。货架之间的宽度对零售商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因为要么浪费面积，要么太窄，而人们想要有好的购物体验。你必须把它弄对。他在巴西想的是：“他们是怎么做的？我在沃尔玛是不是宽了三英寸？是不是窄了三英寸？”这是一场寸土必争的游戏。这就是山姆·沃尔顿。事实上，沃尔玛根本没有创新过。至少在沃尔玛经营的头二十年、二十五年里，一切都来自别人，来自已经存在的竞争对手。他们从西尔斯和凯马特那里学了很多，然后把它们干掉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向竞争对手学习。山姆·沃尔顿常说：“我不是工具箱里最聪明的那件工具。我不是个聪明人，但我是一台学习机器。我会一直这么做下去。”有件事很有意思。他去拜访了 Price Club 的创始人索尔·普莱斯（Sol Price），Price Club 后来最终演变成了好市多。他看了 Price Club，说：“这太棒了。”于是他创办了山姆会员店（Sam's Club）。好市多也是从 Price Club 学来的。要不是 Price Club，山姆会员店和好市多都不会存在。

沙恩：山姆会员店就是山姆·沃尔顿的？

帕伯莱：哦，是的。

沙恩：我都不知道。

帕伯莱：它是沃尔玛旗下的。

沙恩：哦，我完全不知道。

帕伯莱：它完全是照着 Price Club 克隆的，而 Price Club 是好市多的前身。索尔·普莱斯是个了不起的企业家。没人比索尔·普莱斯对零售业的影响更大，因为他深刻影响了山姆·沃尔顿，也影响了好市多的创始人吉姆·西内格。这两家是支柱，然后这两家公司又影响了亚马逊。一切都源自索尔·普莱斯。有人对索尔·普莱斯说：“你就像是美国乃至全球零售业之父。你怎么看？”他说：“我倒希望不是。当初真该用个避孕套。”

沙恩：太妙了，太绝了。

帕伯莱：是啊，太绝了。事实上，他这个人就很了不起。这件事写在他儿子的书里。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已经绝版了，很难找到，但它是关于零售业最好的书之一。比如好市多做的一些事：好市多给员工的工资比沃尔玛高 50%。入门级员工的工资高出 50%，而这并没有损害盈利能力。事实上，索尔·普莱斯的观点跟亨利·福特类似：“我希望在我店里工作的人，也能在我店里购物。”就像亨利·福特说的：“我希望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车。”那时候汽车是富人的东西，亨利·福特说：“不，我要让人人都能买得起。”他想把价格降下来。在好市多，最低工资是每小时 20 美元。他们还有学费报销等各种福利，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员工生产率非常高。

沙恩：你觉得你的书房里有多少本书？1,000 本？

帕伯莱：几千本吧。

沙恩：我们被一个装满各种题材书籍的洞穴包围着。我看到这边有一些商业书，还有投资书。你刚从那边拿过来一本讲 Price Club 创始人索尔·普莱斯的零售书。那面墙上是科学类的书。

帕伯莱：对。

午睡与工作节奏

沙恩：这扇门通向哪里？这是什么？

帕伯莱：那是我的卧室。

沙恩：那是卧室。你基本上就住在图书馆里，而且每天都午睡。

帕伯莱：完全正确。

沙恩：我们俩都爱午睡。

帕伯莱：午睡是件好事。

沙恩：被严重低估了。

帕伯莱：对。

沙恩：你为什么要午睡？我有我的理由，你的呢？

帕伯莱：嗯，我就是下午会累。

沙恩：很简单。

帕伯莱：我已经习惯午睡了，如果不睡，效率就会下降。效率低的时候我不喜欢工作。我发现哪怕只躺半个小时、45 分钟，我就又精力充沛了。我做的这份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累的时候干不了。

沙恩：是啊。有个运动员叫康纳·麦格雷戈（Conor McGregor），有人问过他的训练安排，他说：“我犯过的一个大错，就是总想一刻不停地训练。我想一天去三四次健身房，我以为这样才能赢。”他的教练说：“你就像一盏一直在昏暗地闪烁的灯，因为你从不关掉，所以也永远没法真正打开，发出你本可以有的那种亮度、那种效力。这样昏暗闪烁的灯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把这个用到了自己身上。我会问自己：“我的灯现在亮度如何？”如果我需要短暂关掉一下，30 分钟、一个小时，不管多久，只要能恢复满格亮度，那就该这么做。

帕伯莱：杰夫·贝索斯说过，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应该在上午做。他很讲究，晚上要睡足八个小时。他按正常时间下班，但他说他们不在下午做重要决定，而是在一大早做，因为他想要精力最充沛的状态。事实上，我也发现我最好的工作是在上午完成的。

沙恩：我对你的风格很好奇，因为有一次我去你家，你非常平静，看上去不像是在掐着表干活，也不像是一个会接着一个会地赶场。没有一大帮忙忙碌碌的分析师和初级员工。你的日程表似乎相当空。这是刻意为之吗？只是你喜欢这样，还是这样确实有效？

帕伯莱：在我这一行，如果我一年能找到几样东西买，像巴菲特那样每五年找到一样东西买，就算做得不错了。这是一个需要吸收大量信息、但行动很少的工作。你要不断改进自己的思维模型，更深入地了解你已经拥有的那些企业。我会翻 Value Investors Club、SumZero 之类的网站，看看还有什么。有时我会发现很棒的点子，然后就深入研究，可能要花上一段时间。

单人游戏的性情

沙恩：我读到过一件有意思的事。第一期节目里，我们聊了你是怎么起步的。你最早是个创业者。你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我意识到，作为创业者，我大概只有 3% 到 5% 的脑力花在战略决策、清晰思考、找出正确答案上，而 95% 的时间都在处理日常琐事、冲锋陷阵。”你还说：“当投资者就很棒，因为那 3% 变成了 95%。它只关乎清晰思考和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我不需要让自己瞎忙。”但我觉得很酷的一点是，我读到你做过某种性格测试，或者说有人对你做过某种分析，对你很有帮助。他们大概是告诉你，你的性情适合玩单人游戏。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明白你做了什么。

帕伯莱：这件事有点偶然，但结果成了我人生中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之一。1999 年，我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非常清楚，我对自己一手创办的那家 IT 公司已经失去了兴趣，而对投资的兴趣越来越大。那段时间很难熬，因为公司里有大约 170 个人，他们都以为我干劲十足，而我装不出来。很偶然地，我碰到了两位工业心理学家，他们给我做了一次 360 度评估。他们让我做了一堆测试，跟我本人、我的朋友、家人和配偶都聊过，拼出了一幅关于我是谁的 360 度全景图。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份我称之为“使用说明书”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份自己的使用说明书。

沙恩：就像你买家电时附带的那种。

帕伯莱：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却没有附带使用说明书。我们每个人的程序设定都不一样。他们说，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他的特质、喜好、厌恶、热情所在，在五岁时就已经写死了，从五岁到 95 岁都不会变。你可以试着改变行为，但改变不了特质。特质由你的基因和人生头五年决定，是写死的。好消息是，一旦我们把一个人看透了，哪怕过了 20 年，他也不会变。事实上，我高中时的同学（那时还没有 Facebook），后来跟我失去了联系（他们在印度和中东），等 Facebook 出现后我又找到了他们。那时他们都四五十岁了。我跟他们有二十、二十五年没有任何来往，但他们一点都没变。18 岁时的那个人和 48 岁时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因为特质是写死的。这让事情变得简单，因为一旦把一个人看透，就不用再看第二遍了，一次就够。大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当时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做的是他们所说的“镜像”：我们看世界认为什么是可接受的，然后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适应，但这可能对自己是很大的伤害。他们告诉我的是：“我们看看你在经营的这家公司，再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搞不懂你是怎么撑下来的。”我当时非常痛苦。问题在于，公司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很喜欢它，公司成长到最初十个、十五个人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可当它继续扩大，我的生活和工作内容就变成了人力资源。我就是在放猫，可我不是个放猫的人，那不是我。他们说：“你的那家公司，你得想办法尽快把它脱手。”那是 1999 年三四月份。当时我正在考虑创办帕伯莱投资基金。他们看了以后说：“这对你再合适不过了，会非常适合你。”事实上，他们其中一位还投了钱，是最早进来的投资者之一。

沙恩：他拿自己的钱下了注，他是真的相信。

帕伯莱：对。我跟他说：“你听我说，我付了你们 2,000 美元做这件事，你却给了我 10 万美元。我可不想把你的钱亏掉。”他说：“莫尼什，我一点都不怀疑。你会做得非常好，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风险。”他赚得非常多。他们说对了，因为到现在我已经做了 26 年，还没觉得厌倦。

沙恩：你的使用说明书上写了什么？

帕伯莱：首先，他们说我的马力很大，是他们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这很好。但他们也说：“你是个喜欢玩单人游戏的人。比如说，你不会乐于待在一支足球队里，当其中一名前锋，自己的表现要取决于整个团队。你会去找那些你觉得自己有某种优势的单人游戏，一旦你觉得自己有优势，而且又是那种游戏，你就会大杀四方。”我在拉斯维加斯玩二十一点被赌场拉黑了，因为我琢磨出了一套能赢他们的方法。

沙恩：算牌？你在干什么？

帕伯莱：我没算牌。事实上，赌场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观察我。我大概每六周去一次，他们把录像反复回放，因为他们要找的那些标志都不存在。我想说的是，我喜欢的游戏是二十一点、桥牌、投资，甚至还有达克沙那。达克沙那基金会也是一个游戏。

达克沙那：用投资的眼光做慈善

沙恩：那是你的慈善事业。

帕伯莱：对。但它们都是数学游戏。连达克沙那也是数学游戏，因为我看的是产出比率。人们以为我在为世界做这么多好事。他们不明白的是，我是个玩游戏的人。我在达克沙那想做的是，弄清楚投入了多少钱、产出了什么。我唯一关注的就是投入和产出。结果，像达克沙那这样的机构，沃伦·巴菲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是最好的。他专门花时间写了这封信。他看过那么多慈善机构，从来没给任何一家写过这样的信。他这么做，是因为据我所知，没有哪家非营利机构做得比达克沙那更好。原因在于，这里有一个玩游戏的人，他不在乎名声和聚光灯，也不在乎年报里放一堆漂亮照片。我们的年报里没有照片，就跟伯克希尔的年报一样，讲的是诚实的投入和产出。我们的关注点一直是：“今年必须比去年好。”这跟山姆·沃尔顿经营沃尔玛一样，他希望明年比今年好。如果你退后一步说：“我想把钱捐出去，让世界变得更好。”那么自然而然的第二步就是：“我希望我投出去的钱有非常高的回报。”

社会层面的投入资本回报率应该极高。大多数非营利机构根本不这么想。他们想的都是：“那儿有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来帮帮他。”他们不去分析投入了什么、产出了什么。2006 年，我碰到了这样一个模式：一个人在印度比哈尔邦挑了 30 个非常贫困的孩子。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文盲，但孩子们智商很高。他用大约 10 个月给他们做备考培训，然后让他们参加印度理工学院（IIT）的入学考试。印度理工学院是世界上最好的理工院校。印度理工学院的特点是，大约 130 万个孩子争 1.6 万个名额，录取率大约 1.3%。普林斯顿的录取率大约 5%，哈佛大约 5% 到 6%，而这里是 1.3%。考进印度理工学院，上学是免费的，政府给补贴。如果你家里非常穷，又考进了印度理工学院，微软会雇你，谷歌会雇你，谁都会雇你。但要考进去很贵，因为补习很贵。这个人做的，就是给这些非常贫困的孩子免费补习。结果是，一个家庭本来月收入比如说 60 美元，孩子毕业后被谷歌以每年 12 万美元的年薪雇用。

五年后，这个人一年能挣 30 万美元。而他在每个孩子身上花的钱，全部加起来只有 800 美元。花 800 美元，就能把一个家庭从每月 60 美元变成每月 1 万美元。这是什么样的投资回报率？而且这会持续他的一生，还会让整个大家庭都脱胎换骨。回报率高得爆表。看到这个，我说：“哇，这就是圣杯。”我去找这个人，说：“我想资助你。”他说：“我不想扩大规模。我就做 30 个孩子，31 个都不要。我不想拿外面的钱。”我是个厚着脸皮的克隆者，所以我跟他说：“你介意我克隆你的模式吗？”他说：“不介意，这是件大好事，你应该克隆，那太好了。我会尽我所能帮你。”我拿来了他的模式，这就是达克沙那。他一年做 30 个孩子，我们现在一年做 1,000 个，是规模化地在做，几年后会达到大约 2,500 个。他每个孩子只花 800 美元，因为是他母亲给孩子们做饭。我这边请了厨师给孩子们做饭，每个孩子要 3,000 美元。我们的基础设施等各方面都好得多，但这无所谓。你把一个每月收入 60、80、100 美元的家庭，变成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孩子被微软之类的公司雇用。

这是一个从零到英雄的故事。它的回报率很难衡量。达克沙那每年大约花 300 万到 400 万美元。想象一下，从每个家庭的角度看，产出是什么。我们已经做了 17 年。我们每年用 300 万美元得到的东西，很多其他非营利机构一年花 1 亿美元都得不到。就影响力而言，我们的足迹比我们本该有的大得多。但说回来，这是一场数学游戏。我们有两三个重要指标，我就是这么看的。第一个是录取率。印度理工学院录取 1.3% 的申请者，而我们的孩子有 70% 被录取。这个 70%，在我们刚开始的第一年只有 8%。那时我们的做法里有很多错误。我只说了一句：“我现在是 8%，明年会超过 8%。我知道问题在哪儿，我会把它们解决掉。”我们涨到了 15%、20%。然后每年我们都看发生了什么，怎么微调，怎么降低成本或者增加投入，就这么一直埋头干。我们已经埋头干了 17 年。这就跟沃尔玛、亚马逊或者任何这类公司一样，你追求卓越，而卓越不会一天就到来。但你每天都要坚持往前走。

沙恩：太了不起了。我喜欢这个模式，也喜欢你把在 A 领域的本事搬到了 B 领域。

散尽家财的计划

帕伯莱：现在我在做的，是一个把两个模式结合在一起的游戏。在我死前一天，我希望只剩下 1 万美元。遗产起不了多大作用。我的孩子们已经有了，她们过得都很好。

沙恩：你在这件事上是什么理念？

帕伯莱：总的来说，大笔遗产弊大于利。你不会想让一个人一辈子都靠打点滴活着，那是你对一个人能做的最糟糕的事。巴菲特有句名言：“我想给孩子们足够的钱，让他们想做什么都可以，但又不至于多到可以什么都不做。”因为我以投资为生，又有复利在运转，我最后拥有的会比我需要的多。我不需要比现在花得更多。多花钱也不会让我更快乐，没有理由多花。我对现在的生活方式非常满意。其余的一切都需要循环出去，但必须以高回报循环出去。一方面，我有一台复利引擎，净资产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我必须把它捐出去。谷歌老天爷告诉我，我会在 2054 年 6 月 11 日离开地球。

沙恩：你问了 AI？你是怎么做的？算的平均预期寿命？

帕伯莱：你去问谷歌老天爷：“嘿，我 52 岁了，告诉我我什么时候会死。”它就会告诉你。现在我有了日期，而我的生日是 6 月 12 日，为了更有诗意，我把它定在 6 月 11 日。我们有了一个确切的数字，2054 年，意味着我还剩 29 年零一点。按任何一种复利速度，随着时间推移都会积累起多得离谱的资产。但我希望到 6 月 10 日只剩 1 万美元。一个游戏是把钱捐出去，另一个游戏是把钱赚进来，我们需要让这两条曲线变成捐赠这一边占主导，大概就在未来几年。每年 300 万美元要变成 500 万、1,000 万，最终 1,500 万，依此类推。对我来说，这跟玩二十一点一样，就是个数学游戏，两个都是数学游戏。有很多家庭得到了帮助，我的投资者也很满意，这就挺好。

二十一点与终身禁令

沙恩：你的二十一点系统是什么？我有点怀疑。

帕伯莱：我不想把赌场搞垮，那样他们就得改规则什么的。但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大概说说是怎么回事。有一份刊物叫 BJ21。你去 BJ21.com，付 100 美元，他们会给你一份 PDF，外加一年的订阅，每个月都能更新。它会告诉你北美每一张二十一点牌桌的胜率。比如我去拉斯维加斯永利（Wynn Las Vegas），那里有很多种二十一点玩法，单副牌、两副牌、六副牌，每一种它都告诉你，如果你按完美策略玩，胜率是多少。这些胜率因竞争激烈程度而不同。如果我去印第安纳州的某条赌船，胜率就跟拉斯维加斯不一样。拉斯维加斯大道（the Strip）会更有效率，因为竞争更激烈。通常庄家的优势在下注额的 0.3%、0.4% 到 2% 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你下 100 美元，每下一注你都要亏掉 50 美分之类的。拉斯维加斯有家赌场叫 El Cortez，是家小赌场，由巴格西·西格尔（Bugsy Siegel）创办，他在二战前建了火烈鸟酒店（Flamingo）。

El Cortez 在老城区，不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而且离老城区的热闹地段也有点远。为了吸引人来，他们提高了玩家的胜率。仍然对他们有利，但 El Cortez 的单副牌游戏是全世界所有二十一点牌桌里庄家优势最薄的，只有 0.18%。你看 BJ21，上面有每张牌桌的庄家优势，这张是最低的。让他们摸不着头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的是：他们玩的是单副牌二十一点，但只发半副牌。只发半副，是为了给算牌的人制造困难。你算牌的时候，牌堆可能会变得对你很有利，但这时他们就洗牌了。大牌都在后面，却永远发不出来，算牌的人就被坑了。我有一套系统，依据的是二十一点偶尔会出现连胜或连败，你可能连赢六七八手，也可能连输六七八手。我下注的方式是，输的时候永远下最低注，赢的时候逐步加注。利用这种波动性，我得以克服那 0.18% 的劣势。我不想说得更多了，这些已经足够让人起步了。

沙恩：我试过在这套玩法上用马丁格尔策略（Martingale，输了就加倍下注）。

帕伯莱：用马丁格尔，你迟早会破产。让他们困惑的是（因为他们以前从没碰到过），通常算牌的人在一副全新的牌盒开始时会下小注。而我是全新的牌盒开局就下大注。他们说：“我们刚洗完牌，整副牌都在，他在牌面上不可能有什么优势，因为整副牌都在。可他下了大注。”

沙恩：他们最后弄明白了吗？

帕伯莱：弄明白了。事情是这样的：我正在玩二十一点，总经理（他对我很友好）过来在我旁边坐下，跟荷官说：“停止发牌。”她正发到一半，就继续发。他冲她吼：“现在就停止发牌！”她从来没听过这种话。真的就在一副牌发到一半的时候。他说：“洗牌，我们不发了。”然后他对我说：“帕伯莱先生，我喜欢你。我读过你的书，看过你的视频，你有一套我们赢不了的系统。”我跟他说：“我没算牌。”他说：“这正是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地方。我们知道你没算牌，也知道你会赢我们。你随时都可以来这家赌场，但不能在二十一点牌桌前坐下。”我心想：“那我来这儿干什么？不玩二十一点，我来 El Cortez 干什么？”不过每次我去某个地方演讲，他们介绍我的时候，我总跟他们说：“你们就说我在拉斯维加斯被终身禁赌了。”因为我简历上的其他东西我都不在乎，那些都无关紧要。

沙恩：真厉害。“我是哈佛辍学生”，那是更高的身份象征。“我二十一点玩得好，靠二十一点赚过钱”，而“我被赌场禁入了”，那才是最高的身份象征。

帕伯莱：对。我从他们那儿赢了大概 15 万美元。那张桌的限注很低，上限只有 2,000 美元。但就在 2,000 的上限下我也赢了他们，所以他们说：“到此为止。”

点名环节：迈克尔·伯里

沙恩：太喜欢了。我来报几个名字，你可以说“过”，就是你不认识，或者说“我有个关于他的故事”。

帕伯莱：好。

沙恩：这是因为你的故事太精彩了，我能听你讲一整天。迈克尔·伯里（Michael Burry）。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大空头》（The Big Short），迈克尔·伯里是里面那个神秘人物。你见过他吗？

帕伯莱：等我们聊完，你就会知道我的中间名叫阿甘（Forrest Gump）。我们最后就会聊到这里。我总跟人说，上帝爱我，他爱我胜过爱别人。我来解释为什么。2008 年，金融危机还没发生，三四月份的时候，事情开始变得乱七八糟。我因为别的事去圣何塞，知道迈克尔·伯里在那儿有间办公室。我不认识他，但给他发了封邮件：“伯里先生，我很喜欢你、钦佩你，很想去拜访你。”

沙恩：那时他很有名吗？

帕伯莱：不怎么有名。但他在 Value Investors Club 上发过帖，在那儿有点名气。我喜欢他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说：“好啊，来坐坐。”我去了他在圣何塞的办公室。外面坐着几个分析师，那地方看起来很压抑，有点暗，就那么几个分析师。然后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文件。他立刻就讲起了 CDS（信用违约互换）。他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它会让你变得极其富有。”然后他以每小时 100 万英里的速度向我倾倒信息。我从没听说过 CDS。他讲房地产崩盘、即将到来的内爆，诸如此类。美国房地产从来没崩过盘，根本没有过。我有 80% 到 90% 的内容都没听懂。他半小时里把全部东西都倒给了我，我这低于人类水平的智力消化不了。我走出会议室，脑袋发晕，心想：“嗯，挺有意思的。”然后，当然，他就策马奔向夕阳了。后来电影上映了。你在电影里看到的，就是他真实的样子。我觉得，那么爱我的上帝，把我带到了风暴中心的中心，那本该是最好的位置，有最好的老师，而莫尼什把它搞砸了。但事情就是这样。

沙恩：在你职业生涯里见过的最佳判断或远见中，那个能排在什么位置？

帕伯莱：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过很多次。就像我说的，我们把 98% 到 99% 的东西都放进了“太难”那一堆。即便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当时什么都没做是对的，因为我弄不懂。就算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也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懂 CDS，那些分层结构，他们是怎么操作的，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把它吃透。即便知道了这些，我对下那个注也还是会心存怀疑。向他致敬。他想明白了，还有少数几个人也想明白了。

印度最伟大的投资者

沙恩：给我讲讲印度最伟大的投资者吧。印度最伟大的投资者是谁？

帕伯莱：印度最伟大的投资者应该是拉凯什·琼琼瓦拉（Rakesh Jhunjhunwala）。我从没见过拉凯什，但跟他的朋友们很熟。盖伊·斯皮尔去过他的办公室见过他。他是个很棒的人，几年前去世了，走得比较早。拉凯什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像是有两个大脑：他面前摆着三四块彭博终端屏幕，各种图表，各种东西在跳，飞快地做着交易。但另一方面，他有两三只股票从来不碰。我不认识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两样他都很擅长，而那几只他从来不碰的股票，直接涨上了天。

印度有家公司叫 Titan Industries，是个品牌珠宝商。印度以前不存在品牌珠宝商，存在信任赤字。在印度，黄金是 22K 的。你买金子，不知道它是一半金、八成金，还是有什么别的猫腻。珠宝商知道，你不知道。Titan 这个品牌归塔塔集团所有，塔塔的诚信度非常高。他们得以进入一个信任严重缺失的行业。Titan 仍处在起步阶段。拉凯什几十年里以每年 40% 的速度复利增长。他起步时用的 1 万美元是借来的，连这点钱都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借给他的。

沙恩：是什么让他如此伟大？他有出色的数学头脑吗？是什么特质帮了他？

帕伯莱：他受过注册会计师的训练，在印度注册会计师叫特许会计师（Chartered Accountant）。他对数字很在行。但他也很会理解生意，很会判断哪几样东西会做得特别好。就在去世前不久，他看透了 IndiGo，那是印度的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市场份额大约 70%，增长非常快，可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航空公司。他们下了 1,000 架飞机的订单，增长非常快。他投资 IndiGo 赚得很好。但他接着又迈出了下一步：他照着 IndiGo 克隆了一家航空公司。想想看，从一个被动的投资者到自己创办一家航空公司，需要多大的胆量。在他临终时（他在医院里情况很糟），那家航空公司已经开起来了，运转得很好，干得很棒。如果他活得更久，他就不只是作为一个投资者，还会证明自己也能当一个经营者。上个月，也就是二月我在印度的时候，见到了一位曾经为他工作过的人。都是非常让人佩服、非常接地气的人。

跑道越长越好：尽早开始

沙恩：你说过大意是“如果他活得更久”，这种跑道的概念，还有你开始得有多早，关系极大。就连巴菲特，你也说过，要不是他捐出了那么多钱，他现在会是世界首富。你跟别人聊的时候，会告诉他们“你应该 30 年前就开始”吗？

帕伯莱：重要的是，如果有年轻人在听，他们一定要开始。有意思的是，你去看 IRA 或者罗斯 IRA（Roth IRA，美国个人退休账户）的规定，没有最低年龄限制。你可以六个月大就开一个 IRA。唯一的规定是，你只能存入自己挣的工资。我刚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有个企业家雇了他四岁和六岁的孩子在公司里做各种事，因为他要往孩子们的罗斯 IRA 里存 6,000、7,000 美元，正好等于他们 W-2 表上的收入。这大概是在打擦边球，但很漂亮。就算你不这么做，22 岁开始挣钱，重要的是，早早存下的一小笔钱，比 32 岁时存下的一大笔钱更重要，因为你开始得更早。重要的是花的比挣的少，把钱放进伯克希尔，设好就忘掉它。因为如果你今天 22 岁，现在就开始，鉴于各种技术进步，你可能会活过 100 岁甚至 110 岁。90 年的跑道可不得了。假设回报率 10%，我们只看翻倍。每七年翻一倍，那就是 2 的 13 次方。2 的 10 次方是 1,000，所以 2 的 13 次方就是 8,000 倍。你投进去的第一个 1 万美元会变成 8,000 万美元，第二个 1 万美元又是 8,000 万美元。如果你早早开始，那是一笔多到令人震惊的钱。跑道的长度很重要。

宏观与 AI

沙恩：你关注宏观吗？因为我一想到这个头就晕。利率、战争，有各种各样你可以关注的因素，也确实有人一直在关注。你关注宏观吗？

帕伯莱：不关注，因为我没法评估胜算，拿到这些信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用。我总是尽量让赌注保持简单。我得能用五句话给一个 10 岁的孩子讲清楚。宏观我是弄不明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法下那个 CDS 的注。牵涉的东西太多了：房地产要崩盘，这个那个都要发生。我就是没法把它吃透。

沙恩：众所周知，巴菲特错过了过去 30 年里的很多科技浪潮。我知道他持有苹果等公司，但总体来说互联网不是他的天赋所在。你会考虑 AI 吗？在我的圈子里，人人都在谈 AI，人人都在想 AI。不把 AI 考虑进去，你什么动作都做不了。你会考虑 AI 吗？

帕伯莱：问题在于，在那场派对上我没什么可贡献的。如果我试着参与，大概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它不属于不用动脑子的那一类，也不是我有优势的领域。当然，我确实相信它是变革性的。但我也知道互联网是变革性的，我们知道电力是变革性的，我们知道应用商店是变革性的。但在投资上，你不需要懂这些东西也能做得非常好。回到约翰·阿里拉加，这些东西他一样都不懂。甚至沃伦·巴菲特也是。苹果已经在后视镜里了，他已经卖掉了大部分，现在可能已经全卖了。那是一锤子买卖。我们不需要去懂当下流行的东西，不需要懂英伟达或者 AI。如果你懂，那更好，那太棒了。如果你知道怎么把自己的理解变成实实在在赚到的钱，那就更好了。但那不是我。我们都得发挥自己的长处。

沙恩：好，莫尼什，这第二部分太精彩了，我很满意。我一开始问过你：“这会不会像好莱坞的续集，第一部精彩绝伦，第二部就是应付了事？”但不是，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这部续集就算没有超过第一部，至少也跟第一部一样好。

帕伯莱：你有素材了，可以剪剪贴贴。很有意思，我很享受，太棒了。

沙恩：太棒了。谢谢你来。

帕伯莱：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