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接受《证券市场周刊》专访：芒格的理性、中国机会与茅台

2023 年 6 月 28 日，帕伯莱接受有“中国的《巴伦周刊》”之称的《证券市场周刊》（Weekly on Stocks）专访，谈从巴菲特和芒格身上学到的东西、中国的机会、中国人天生的创业精神，以及在中国的一些出色投资。主持人：李剑（Li Jian）。

从芒格身上学到的

李剑：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传奇投资人莫尼什·帕伯莱先生。2007 年 7 月，他和盖伊·斯皮尔先生以 65 万美元竞得与沃伦·巴菲特先生共进午餐的机会。不过，让他成为传奇的不只是那顿天价午餐，更是他过去 20 年的业绩。他在 1999 年创办了帕伯莱投资基金，过去 23 年里基金表现非常出色，规模如今已是当初的 15 倍还多。查理·芒格先生是他的好朋友和导师。芒格一定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很可能是他的才华，才把他带进了自己的圈子。

你好，莫尼什。我想先和你聊聊查理·芒格。自从 2008 年沃伦·巴菲特把你介绍给他以来，你一直是他的好朋友。你近距离观察过他，了解他怎么投资、怎么思考、怎么学习、怎么生活。有没有哪个让你难忘的时刻？能不能谈谈过去 15 年你从查理·芒格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

帕伯莱：很高兴来到这里。说真的，我有时候得掐一下自己，确认查理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会说，我从查理·芒格和沃伦·巴菲特那里学到的大部分东西，都来自公开的资料，也就是他们写过的、讲过的那些。

他们努力分享出来、用来教育全世界投资者的信息非常丰富，不只是怎么投资，还有怎么过好一生。我觉得我从查理·芒格身上学到最多的，与其说来自他说了什么，不如说来自对他的观察：他怎么和孩子们相处？他有八个孩子。他怎么和孩子们的配偶相处？怎么和孙辈相处？现在他连曾孙都有了。他怎么和朋友、和生意伙伴、和钓鱼的伙伴相处，等等。我观察查理，也观察他怎么过一天、关注什么，我觉得这些教会了我很多。

我会说，我们能学到的大部分道理，都在《穷查理宝典》或者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的《巴菲特传：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Buffet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这类书里。这些书把这两个人以及他们的为人讲得很好。但那些做人的品质，我更多是从观察他身上得来的。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他看起来说话很直，外表也许有点严厉，但他有一颗美好的心，是个非常温暖、充满爱的人。他也是个非常理性的人，所以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沃伦·巴菲特住的还是 1954 年的那栋房子，67 年都住在同一栋房子里。查理·芒格则从 60 年代初，大概 64 年或 65 年起，就一直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同一栋房子里住了将近 60 年。那是他自己设计的房子，他的孩子们都是在那里长大的。我觉得我从查理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他对我说过的话，虽然他确实对我说过很多了不起的话，而只是观察他怎么与人相处、怎么过日子，我觉得这教会了我很多。

李剑：我们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会在圣诞节送给孩子们股票，作为圣诞礼物。你现在还看到他们在圣诞节送孙辈股票吗？

帕伯莱：是的，我知道沃伦·巴菲特每年圣诞节都会这么做，而且不只是给孩子和孙辈。按照美国的赠与法规，我记得现在每年可以给任何人赠送大约 1.7 万美元，不产生税务后果。沃伦送的范围其实相当广，我估计大概有 30 位家人，包括堂表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是一大群家人。他并不去评判自己喜不喜欢他们，而是一视同仁，人人都给。

我不知道查理是不是也完全这么做。不过查理几年前做过一件事。很不幸，他的妻子几年前去世了。她一直希望他们的钱，基本上也就是她的那一份，能留给她的孩子们。恰好美国税法有过唯一一年没有遗产税。恰好他的妻子出了意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就在没有遗产税的那一年去世了。查理在那一年做的事，是把他一半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分成八份，因为他有八个孩子，在那一年分给了孩子们。我想当时每个孩子大约分到 1.25 亿美元，按今天来算大概是那个数的三四倍。如果孩子们一直留着，每人大约有 5 亿美元左右。

我还观察到，这些孩子当中，很多人都成立了自己的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做着很了不起的事。沃伦·巴菲特的孩子们也在做很了不起的事。比如沃伦·巴菲特的儿子霍华德·巴菲特（Howard Buffett），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去了乌克兰很多次，几乎跑到了战场的最前线。他给了乌克兰人民很多帮助，尤其是乌克兰的农民，因为他自己就是农民。

我和查理的很多孩子都熟了，他们成了我的好朋友，都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在慈善捐赠上做了不少有意思的事。总的来说，我会说查理给孩子们的很多钱，最终都会被用来改善社会。我想他们都有很好的房子、很好的生活之类的，但我觉得他们仍然非常专注于帮助他人，这很好。

李剑：沃伦·巴菲特送给孩子们的股票是他挑选过的吗？比如 50 年前他可能送可口可乐的股票，现在会换成比亚迪这样的公司的股票。他送的股票会随着时间变化吗？

帕伯莱：是的，我知道他过去送过可口可乐的股票。我想他也有可能送过伯克希尔的股票，不过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我认为他不喜欢买卖伯克希尔的股票。我想每年盖茨基金会和他的三个孩子都会收到大量伯克希尔股票，那是他承诺要捐给他们的。

我想外界并不知道他送的是什么股票。我怀疑不会是比亚迪的股票。我之所以怀疑，原因之一是你得持有美国存托凭证（ADR），或者基本上得去香港买这只股票，很多人就得在国外开证券账户之类的。所以我猜，这么多年来，他可能送的是现金，或者是别的股票，比如可口可乐之类的，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理性

李剑：2018 年，我们的报道团队前往奥马哈参加当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会后采访了查理·芒格先生。他在采访中向我们的记者强调了保持理性的重要性，说要花一辈子的努力才能成为一个理性的人。他现在 99 岁了。据你观察，他还在追求理性吗？

帕伯莱：是的，其实我看过你们 2018 年做的那次采访，我觉得那次采访很棒，我记得李录也在场，非常好。查理到 1 月 1 日就 100 岁了。我在奥马哈见过他，在那之前的 4 月，我去他家吃过晚饭。他邀请我参加他的生日派对，12 月 31 日跨到 1 月 1 日，他们会为查理的 100 岁生日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他邀请过我参加他的 90 岁生日，后来又邀请我参加他的 95 岁生日。那都是规模很大的派对，沃伦·巴菲特专程飞来，还有加州的很多名人。我非常享受那次 95 岁生日派对。

我很期待参加他的 100 岁生日派对，可能会比以往几次大得多，因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他所有的家人、好朋友，所有人都会在场。我觉得理性对查理来说真的非常重要。显然，因为年纪的关系，他这些年身体衰退了。比如他已经不能打高尔夫了；他以前在俱乐部打桥牌，现在也不去俱乐部了。他行动不便，但头脑非常敏锐。我觉得他现在比较容易累。有时候我们聊着聊着，我以为他要睡着了。我说了句什么，他马上就接上话，好像一直在听。我没发现他有任何认知上的衰退。

我认为理性是查理这个人最核心的东西。在生意上、在投资上，人需要非常理性。而在人际关系上，人应该少一点理性，人际关系需要更多的感情。查理在这方面平衡得非常好。我觉得他理性的一面非常强大，能看清局面，但随后又能在上面加上恰当的感情。

我看到他能和各种各样的人相处融洽，很少有事情会让他烦心。我去他家吃晚饭，不管给他端上什么，他都照吃，从来不会要求吃某种特定的食物。他非常随和。家里人会限制他吃喜诗糖果（See's Candies）的量。通常我去他家吃甜点时，很多时候甜点就是喜诗糖果。他告诉我，喜诗糖果一个月只拿出来两三次，尽管查理可能希望多吃几次。但你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和每日期刊公司股东大会上会看到他吃很多糖，原因就是在那里没人管得了他。糖就摆在那儿，没人会过来跟他说不许吃之类的。在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大家由着他，想吃多少糖就吃多少。不过我认为理性是查理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人们理解并领会这一点真的很重要。

李剑：在你看来，理性意味着什么？你看到查理·芒格做过的哪些事是理性的？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让自己变得理性？

帕伯莱：他说过的一点是，人一旦对某件事有了观点，通常就会变得不理性。比如你问一些人：哈佛大学是否应该给非裔美国人一些优待，让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入学一点？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会说，不，请一视同仁。也有人会说，这个群体过去受过歧视，我们需要做些调整，让竞争环境变得公平。

双方各有各的论点。查理处理这类问题的方式是，他说：除非你能把对方的论点讲得和你自己的论点一样好，否则你就没有资格持有观点。

他认为两方面你都应该了解。比如俄罗斯现在入侵了乌克兰，很多人会说这太可怕了，本不该发生。但查理会说，我们也应该从俄罗斯的角度看看，理解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同样也要理解乌克兰一方。基本上，人很难同时把正反两方的论点放在脑子里，并且以理性的方式加以处理。大多数人会有一种意识形态，比如他们会认为哈佛只应该凭成绩录取，不应该考虑任何其他因素，他们甚至不会去考虑另一方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查理的一大长处。

这一点大量发挥作用的地方，比如说，是我们考虑投资一家公司的时候。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这笔投资未来的结果，其中很多因素我们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比如查理，事实上沃伦和查理两个人都会用一个辅助投资的工具：假设他们在研究一家生产某种汽车零部件的公司，而且喜欢这家公司。他们会试着去和这家公司的竞争对手聊。他们会问竞争对手：“你们行业里你最欣赏哪些公司？你觉得哪些公司真的很差？”查理和沃伦都说过，如果你就某家公司去跟五六个竞争对手聊，你就会非常清楚这个行业里哪家公司最好、哪家公司最差。这些东西在数字里可能看不出来，或者说，它们恰恰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公司长期来看比别的公司好得多。

投资的危险之一，是我们可能会爱上一家公司或一笔投资。而一旦我们爱上一家公司或一笔投资，理性就消失了，我们就不再以非常理性、务实的方式思考了。我们得时刻把自己拉回来。沃伦和查理用来理解未来会如何展开的一种方法，就是认真研究过去。

比如看比亚迪这笔投资。李录是第一个投资比亚迪的人。事实上，他最初投资比亚迪时，几乎就像一笔风险投资，那时比亚迪还是一家很小的公司。但他已经看到了它的发展轨迹，而王传福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聪明又勤奋的人。后来李录把这家公司推荐给查理时，查理回过头去研究了王传福非常早期的经历：那时还没有公司，他想创业，却身无分文。他有很多兄弟姐妹，七八个，是个大家庭。王传福是家里最小的几个之一，但他的哥哥看出了他身上不同寻常的特质，资助了他创业的启动资金。

后来，王传福有了一点钱，就能起步了。他是个化学天才，工作时间非常长，他能把这门生意做起来。但说到底，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帮助最有能力的那个人”的原则。所以他研究了这个思路，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公司的早期历史，也研究了它的发展轨迹。比如比亚迪当时想造电池，而在日本，造电池需要无尘车间。这些电池是在日本生产的，那些无尘车间非常大，造价非常高。比亚迪最早的创新之一，就是不去让整个房间无尘，而是让一个小箱子无尘，女工们把手伸进箱子上的手套里进行操作。基本上，他通过重新思考做法，把成本降了一大截。他们一次又一次在创新和韧劲上表现出色。还有一点是，王传福和工人们住在一起。他们有大片的住宅楼，他就住在其中一栋里，和工人们住在一起。

这样的文化意味着你的员工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我认为查理非常仔细地研究了王传福的方方面面。他了解托马斯·爱迪生这样的人，了解亨利·福特这样的人，了解比尔·盖茨这样的人，他能把王传福的为人和这些人的为人联系起来。最终促成了这笔投资，结果非常好。他并不是因为李录觉得比亚迪很好，就接受了应该投比亚迪。那不是他投资的原因，他自己做了分析。

知行合一与高质量的人

李剑：我觉得理性需要对自己诚实。这是一种作用关系吗？

帕伯莱：这就是“知行合一”（being in alignment）的概念。知行合一意味着你是一个非常诚实、坦率的人。如果你对某个话题或某个人有某种感受，你会非常开放、诚实地表达出来。我会说，知行合一几乎是理性的一个子集。总的来说，对我们打交道的人始终保持开放、坦率和诚实，并不容易。有时我们打交道的人未必那么好，如果你当面这么跟他们说，就会引发冲突和麻烦。知行合一、提升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像查理和沃伦说的：“努力和非常高质量的人交往。”

我们应该和非常高质量的人交往、交朋友，这似乎显而易见。可实际上，如果你看看你今天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很好相处、人也不错，但质量并没有那么高，对吧？和他们待在一起还行，但他们不是高质量的人。人得做一个严格的打分者。这意味着，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些，想忠于自己、知行合一、过上很好的生活，你就得把这些人从生活中清出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把这些人从生活中清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容易的做法是就这么一直维持下去。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努力这样做：如果我第一次见一个人，吃个午饭或者喝个茶什么的，见完之后，我会分析一下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我努力把门槛定得很高，除非真的非常出众，否则我不太想增加交往。我父亲以前常说，要过好一生，你需要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朋友。我们不需要很多人，少即是多。我认为查理和沃伦两个人理性的一部分、他们做成的事情的一部分，就是他们非常善于看人。比如我见到查理的朋友时，他们的质量让我非常吃惊，这些人是我见过的质量最高的一批人。我认为查理花了一辈子来筛选。我和他们交了朋友，因为他们是高质量的人，而且是那么好的人。

不过，当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关系时，这并不容易做到。你可以开始做的，是把更多时间花在那些真正出众、真正高质量的人身上。我见过查理·芒格的一些朋友，他们并不富有。有一次我见到他的一位朋友，每年夏天都和他在明尼苏达钓鱼。查理在明尼苏达有一栋避暑别墅，他每年去那里住一个月钓鱼。这个人只是明尼苏达的一个普通人，就是查理钓鱼的伙伴，但我发现他是个质量非常高的人。我是在奥马哈的一次晚宴上见到他的。股东大会之前，查理·芒格办了一场晚宴，大约有 200 人参加。

他走到我面前。我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就跟他打了招呼，问他是怎么认识查理的。他马上告诉我，他不是一个懂生意的人，也不是一个懂投资的人，他说他不是有钱人。他一开口就先告诉我他不是什么。你马上就能看出，他是个非常谦逊的人，对吧？他并没有想表现出“我和查理是朋友，所以我很了不起”。我问他是怎么认识查理的，他说：“查理和我在明尼苏达一起钓鱼很多年了。他来明尼苏达的时候，我们会去钓很多次鱼。”我能看出他是一个简单、诚实、知行合一的人，没有什么目的或别的心思，就是一个很好的人，有着诚实、正直和谦逊这些很好的品质。我想正是这些东西吸引了查理。见面十分钟你就能看出来。

怎么看中国

李剑：你说过，不能用一把刷子给一个国家涂上同一种颜色，因为它是一道彩虹，是多元的。你现在怎么看中国？全球大部分资本都看不到中国的机会，是吗？

帕伯莱：首先，我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一段奇迹般的历程。我认为邓小平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里有史以来最好的领导人之一，他做得真的非常出色。他能把一个一切都归国家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带向非常资本主义的方向，让数亿人摆脱贫困，这太了不起了。中国人是天生的创业者。他们曾被困在一个与创业体制截然相反的体制里。一旦他释放了他们，让他们自由地成为本来就是的天生创业者，我认为效果惊人。我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次，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让这么大比例的人口从极度贫困走向相当富裕。

这真的是个奇迹。我看中国，觉得这几乎不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查理还认为，中国人在基因上优于其他种族。这种话在政治上有点不正确，但他还是照说，因为他认为这是真的。他说中国普通人的智商比世界其他地方高，主要是因为种植水稻。

如果回顾历史，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种水稻的社会，大多数人从事农业，种水稻。种水稻和种玉米或大豆很不一样。如果我要种玉米，我只要把玉米种子撒到地上，几个月后回来，玉米就可以收了。种水稻非常复杂，你得先育秧，再插秧，还得盯着水位。要做一个好的稻农，其实涉及相当多的数学。我想查理的意思是，起初中国人的智商水平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但后来，人群里智商较低的那一端基本上种不好地，因为他们算不好数，最后就消亡了，于是留下来的人群都擅长数学。

而查理看到，大多数中国人数学能力过剩，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他们更倾向于赌博。澳门很受欢迎，拉斯维加斯在中国也很受欢迎，查理说这是负面的。数学能力的出口之一就是赌博，这是负面的。当然，很多中国人也能把它用在正面的地方。我是这样看中国的：这里有非常勤劳的人口，人们愿意非常努力地工作，而且人口素质很高，很聪明。

不过很遗憾，中国现在人口负增长，因为大家生的孩子不够多，这是个负面因素。情况还没有韩国那么糟，我认为韩国在人口减少方面的情况非常糟，日本的人口也在大幅减少。如果中国能想办法遏制人口下降，那会是个正面因素；否则，它就会开始变成像日本那样的老龄化社会。我看中国，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你推出了一款有意思的产品或服务，能够广受欢迎，就能获得巨大的回报。我们在腾讯、美团、拼多多等公司身上一次又一次看到了这一点。很多做出了伟大创新的公司都能非常快地扩大规模。

中国提供的一大优势是，如果有人做出了了不起的东西，它就能真正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认为有 14 亿人口，如果你能借助某种数字化的东西，就能做得非常好。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说中国对我来说是个很难投资的地方，因为有很多细微之处和文化上的东西我不懂。

通常，如果我想在中国投资，我会去跟我的朋友李录聊，问他什么合理、什么不合理。几年前，李录建议我买茅台，我就买了。它涨了很多，表现非常好，虽然我滴酒不沾。几年后，我和女儿以及我的朋友盖伊·斯皮尔一起去中国参观了茅台的酒厂，那太棒了。我认为那是一家了不起的公司。我认为在中国，有很多很棒的企业、很多很好的机会。中国人自己可能比我这样的人更容易把这些筛选出来。但如果我能找到像李录这样的人帮我，结果就可能相当不错。

卖掉茅台的教训

李剑：你提到了茅台，这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你的持仓里现在还有茅台吗？

帕伯莱：很多年前我和查理·芒格一起吃晚饭时聊过一次。他对我说：“莫尼什，你的茅台……”他说，等你死的时候，你还会持有茅台。我说，是的。所以当时的情形是，上帝在告诉我永远不要卖茅台。

上帝的另一个名字就叫查理·芒格。上帝直接告诉我永远不要卖茅台。我说，是的，我根本没打算卖。几年之后，李录给我打电话说：“我在卖我的茅台，我觉得你也应该把你的茅台仓位卖掉。”我跟李录说，上帝告诉过我永远不要卖。他说他看到茅台的经销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可能是经销环节有些腐败，这让他很不放心。他说他觉得我应该卖掉，然后往前走。我想了想，我说：“我对茅台一无所知。

“我连酒都不喝。”而李录什么都懂。我说，我只赚了五六倍，我觉得应该听他的。

于是，我卖掉了那些原本根本没打算卖的茅台股票。几年后，它的股价已经是我卖出价的两倍多，而且一直在涨。我女儿也投了茅台。我把李录跟我说的告诉她，她没理会，她说：“我不卖。”她留着她的股票，因为她喜欢这家公司，也喜欢那次参观。是我太蠢了。我最近没怎么关注茅台，听你这么说，我要再看一看。我们当初买的时候，价格是现在的十分之一，那时的情况和现在很不一样。即使现在稍微跌了一点，它依然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酒企，现在仍然是。所以我认为茅台的护城河是坚不可摧的，没有哪家公司能撼动它。

我去酒厂时注意到他们生产一瓶茅台的成本。他们没有自动化，生产方式还和过去一样，和 50 年前、100 年前的做法一样，酿造方法上没有任何改进。我想一瓶的成本不到 5 美元，包括包装在内的一切，而售价远远超过 1,000 美元。世界上几乎没有哪家企业有这样的经济特征。我每次见到李录都会提醒他，他给我的信息并不总是对的。我跟他说：“下次上帝已经告诉我永远别卖的时候，请别再叫我卖了。”不过人生就是这样，事情发生了，我们就得接受，然后继续往前走。

腾讯与大数定律

李剑：我想再和你多聊聊腾讯，因为你似乎更偏爱腾讯。你现在怎么看腾讯？它现在的市盈率是 14 倍，估值算低吗？

帕伯莱：我认为马化腾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就他所建立的东西和他的执行力而言，他是过去 100 年里一位真正非凡的人物。我原先投的是阿里巴巴，但后来研究了腾讯之后，我的看法是腾讯在好几个方面都比阿里巴巴更优秀，于是我把投资换了过来。到目前为止，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这些投资对我来说都还没有见效，部分原因可能是政府监管和政府指令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有些很难预测，很多都很难预测。我会说，腾讯是一家非常灵活的公司，能从多个不同角度看待眼前的处境，并相应地调整经营。比如在中国面临一些限制时，他们就加大了在海外的业务。他们做得非常好，无论是内部研发、自己开发的产品以及如何把这些产品做大，还是他们所做的投资、如何建立起很好的合作关系。

我会说，在中国，如果我要做点什么，腾讯会排在我名单的首位，就看这门生意的性质、创业团队的特质而言。我也发现，因为我们可以在全球范围投资，我们在土耳其找到了很多有意思的机会，也投了，效果很好。最近在美国也有。基本上，因为我不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所以茅台和腾讯都有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体量。

两者的估值都非常合理，并没有被高估。但这两家公司的市值，让它们跻身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列。这意味着，能达到 2 万亿、3 万亿、4 万亿美元市值的企业非常少，4 万亿美元市值的公司今天还根本不存在。苹果在 3 万亿美元上下徘徊，但即便 1 万亿美元也已经很多了。过去没有哪家企业的市值超过 5,000 亿到 6,000 亿美元。我确实担心大数定律。一个优势在于，如果你的资金规模小，你也许能找到一家可以变成现在 10 倍、20 倍、50 倍大的公司。但像腾讯或茅台这样的公司，很难在未来几年变大 10 倍，我觉得那几乎不可能。看这些超大市值的公司，有一个反向的制约因素，就是它们还能走多远，因为它们就像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即便船上有很多聪明的头脑，也很难调头转向。这些都是要记住的。有时候，一家没有茅台或腾讯那样规模和体量的小企业，可能是更好的投资。

李剑：考虑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政府、监管这些因素，现在国际资本在选择投资中国时，会考虑要打多大的折扣。在你看来，打多大的折扣才算一个合适的买入机会？

帕伯莱：我认为几年前这还不是一个考虑因素，今天它是一个重要因素。它肯定有影响，而且可能是几年前不存在的负面影响。

无限游戏与给予者

李剑：我们看到大多数人都很短视，而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样的投资者，或者像你这样的投资者，思考方式似乎着眼于永恒。在你看来，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能不能展开给我们讲讲？

帕伯莱：几年前出过一本书，叫《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 and Take），作者叫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亚当·格兰特说，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给予者，总是付出很多；一种是索取者，从你这里拿走东西，却从不回报；还有一种是互利者，他们帮了你一个忙，就希望你也回报一个类似的忙。所以有给予者、索取者和互利者。我们的生活里永远不应该有索取者。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是索取者，马上把他清出去。我们的生活里也永远不应该有互利者，就是那些在心里算账的人：他上周请我吃了午饭，我下周要请他吃午饭。我们不要互利者，我们只要给予者，那些无私付出、不图任何回报的人。我们还必须做的另一件事，是自己要做给予者。我们做一件事时，不应该想着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有时我和某个人聊天，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如果我是个给予者，我就直接帮这个人，不去想这会对我有什么帮助。要玩无限游戏，我们就需要做给予者。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那些教会了大家很多东西的公司，他们从教人这件事上得不到任何好处，但他们还是做了。

第二点是，我们需要做给予者，也需要让身边围绕着给予者。我们要把所有互利者和索取者都清出去，只留下一个由给予者组成的圈子。这是我注意到的。我见到查理的朋友时，发现他们全都是给予者。查理是给予者，沃伦也是给予者。我认为玩无限游戏真的非常有力量，我认为这就是你玩好这些游戏的方式。

好企业永远别卖

李剑：比如像法拉利这样的公司，你是会穿越波动、尽可能长期持有，还是会在它处于高点时减仓，以保护自己的收益？这类困难又矛盾的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

帕伯莱：我投资生涯里多次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一再卖掉非常好的企业，因为它们看起来被高估了。背上中了很多箭、犯了很多错之后，我学到的是：当你有幸持有一家伟大企业的一部分时，基本上永远不要卖，除非价格高到极端、离谱、疯狂的地步。

看看今天的法拉利，我想它的股价已经超过 300 美元了。2012 年我最初投资一家持有法拉利的公司时，折算下来的价格不到 15 美元。过去 11 年里，法拉利的股价涨了 20 多倍。我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卖掉了法拉利，还有卖掉了茅台，因为这些都是标志性的、独一无二的、非常不寻常的公司。我在法拉利上赚了很多钱，在茅台上也赚了很多钱。但当你发现自己有幸持有一家真正出色的企业时，最好的做法就是永远不要卖。

日程表上什么都不排

李剑：能不能讲讲你是怎么安排一天的？比如你怎么安排工作和生活，这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帕伯莱：这是我从沃伦·巴菲特那里学来的。我学会了不在日程表上排任何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约了这么久才谈上，因为我的日程表上什么都没有。比如今天，这次谈话就是我日程表上唯一的一件事，别的什么都没有。通常一天开始之前，我并不清楚这一天要怎么过，但我喜欢有时间思考，有时间读书，有时间去探索我正在探索的任何东西。过去几个月，我在研究两家公司。因为日程表上没什么事，我可以想尽各种办法去了解这些公司，跟很多不同的人聊这些公司，读很多不同的材料，等等，最终在脑子里形成一幅它们是什么样子的图景。我觉得，我从查理那里学到的最大的奢侈之一，就是拥有独立，拥有时间上的自由，不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精确到分钟。我尽量让日程非常自由、灵活。这样我就能保持开放，想想我希望怎么支配自己的时间。

给中国投资者的建议

李剑：这是我今天和你唯一的一场访谈，我为此准备了一整天。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波动很大，机会也很多。最后，请你对中国投资者说几句话。

帕伯莱：我给你们的听众和读者的一个建议是，就像我说的，中国人智商高、数学能力强，一般来说，这会导致在股市里大量赌博，这是负面的。很多中国投资者买进卖出太频繁了。我给他们的建议是：研究企业，找到伟大的企业，以合理的价格买入，然后永远、永远不要卖。

李剑：我们非常高兴听到你的这些感悟，相信我们的读者听了也会深受启发。中国有很多读者关注你，关注你的一些精彩语录，你在中国有非常好的读者和投资者基础。我相信我们的节目上线后会引起他们很大的关注，也会给他们带来启发。再次感谢你，莫尼什先生。

帕伯莱：这次交流我很享受，非常感谢。我想原因在于查理·芒格在中国真的很受欢迎。大家读到查理·芒格，就会读到我，然后就会对我有点兴趣。所以我觉得真正带动这些的，是查理·芒格的人气。不过我知道，能有这些真是太好了。有中国的读者和关注者，真是太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