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伯莱做客晨星《投资者心智》：严格择友、金融危机与内部记分卡

2023 年 12 月 1 日，帕伯莱接受晨星印度（Morningstar India）节目《投资者心智》（The Investor's Mind）专访。主持人：拉丽莎·费尔南德（Larissa Fernand）。

拉丽莎：欢迎收看晨星节目。我是拉丽莎·费尔南德，今天非常兴奋，能和那位大名鼎鼎的莫尼什·帕伯莱对谈。他是享誉世界的作家和投资人，也是帕伯莱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莫尼什，万分感谢你抽出时间。谢谢。

帕伯莱：拉丽莎，很高兴和你聊天。我非常钦佩晨星，钦佩你们为个人投资者所做的一切，所以很高兴来这里。谢谢。

严格打分：巴菲特的择友法

拉丽莎：太好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看投资的时候，带着一种非常强的分析思维。你会定下特定的标准，在最初几个小时里就判断一家公司能不能过关。当你以这样结构化的方式思考时，它会不会渗透到你的私人生活里？你会不会反省自己的人际关系、自己和别人相处的方式？你会不会对某些情境或对话分析过度？

帕伯莱：我身边亲近的人说过，我对大多数事情的情绪反应都很低。有些人希望我情绪多一点，但这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都已经被写死了，取决于基因和人生头五六年的经历。我是在别人把镜子摆到我面前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这在生意和投资上是一种优势。很多时候在生活中也是优势，但它也有劣势。

拉丽莎：今年早些时候我听了一期播客，你在里面说，这个世界靠信任运转，而不是靠合同。人们和你做生意是因为信任你，最好的合同是签完之后再也不用翻看的合同。你为人非常坦诚、正直。进入一段关系时，你的标准非常高。那傲慢呢？别人的傲慢会让你反感吗？

帕伯莱：我用的一个天然过滤器，大概很多人也在用，就是自我（ego）。自我膨胀让人反感，傲慢是自我膨胀的一种。一般来说，这类特质都让人反感。我从中学到很多的一次，是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我对他说：“沃伦，你看人的眼光非常出色。你一直都这么会看人吗？”他说：“你搞错了，莫尼什。我看人没那么厉害。如果把我放进一个有一百个人的鸡尾酒会，给我大约五分钟单独见每个人，我大概能告诉你，这一百个人里有四个是非常出色、非常好的人，还有四个因为傲慢和自我膨胀让人反感。剩下的 92 个，我大概没法形成什么看法。”

接着他又往前走了一步。他说：“你应该做的，是把让你印象深刻的那四个人拉进你的核心圈子，其余 96 个人统统剔除。”他是在非常严格地打分。对那些他看不出好坏的人，他的打分方式和对那些让他反感的人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在生活中非常有力的思维模型。它也是一个很不公平的模型，因为对那 92 个人里某个可能是好人、却被你排除的人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可是，严格打分的好处在于：如果你这样看——地球上的人多到可以看作无穷多，那么地球上的好人也多到无穷多，或者接近无穷多。把一个好人排除在圈子之外，我们并不会付出什么代价；把一个不那么好的人纳入圈子，我们却要付出很大代价。

拉丽莎：哇。

帕伯莱：做一个不公平、严格的打分者，你会在生活中获得巨大的优势。巴菲特还说过：“和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好；和比你差的人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差。”我第一次见人时，过滤标准相当严格：只要发现任何让我担心的地方，哪怕很小，我就会把这个人排除掉。被纳入圈子的，是那些在五分钟里就让我印象极深的人。

大约两年前我搬到奥斯汀，收到很多人的请求，想约我吃午饭或喝咖啡。通常，根据我对请求的了解，很多都被我放掉了。但有时候我会说：“好吧，我见见其中一些人，看看是怎么回事。”我想，过去差不多两年里，我大概一对一见了 30 个左右的人。只有一个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喜欢和他待在一起。另外 29 个大多就这么过去了，也许还有一两个一起玩玩也无妨。并不是说他们是坏人，只是我在用巴菲特的过滤器：就算看不出来，我也决定往前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思维模型，因为人们想要公平。但我认为，公平会妨碍你成为最好的自己。

拉丽莎：有没有哪种特质，你在某人身上看到——不管是随便碰到的人，还是某家公司的控股股东（promoter）——就会说：“好，我得离他远一点”？

帕伯莱：我会说，自我是其中一部分。你能看出一个人自我是低还是高。他怎么对待那些比他低三四级、处在最底层的人？他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怎么做决定？他选择把时间花在哪些事情上？这些都能告诉你很多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其中有些东西对他本人来说也许没问题，也许是好的，只是不适合像我这样的人。就像巴菲特说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出来，因为人们会装样子。”在一次短暂的会面里，并不总能看穿这些伪装。但只要能做到一点，就会很有帮助。

父亲的起落与自己的创业

拉丽莎：我感觉，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个人经历对我们处理金钱的方式影响很大。可能是你结婚了，然后有了孩子，然后经历了动荡的感情，然后赚了很多钱，然后又亏了钱。你说过，你小时候父母经常亏钱。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你对亏损和风险的看法？这些看法又是怎样演变的？

帕伯莱：大学毕业时，我拿到工程学位，找到一份很好的软件工程师工作。22 岁开始工作时，我的计划是在那家公司一直待下去，希望一路升职，每年把 15% 的收入存进 401(k) 退休计划。我算过账，觉得 30 年左右，靠这些储蓄我在财务上就无忧了。我想走这条路，是因为我想逃离在父母身上看到的那种动荡。

当时我住在芝加哥，我爸来看我，那时我大约 25 岁。他对我说：“你该辞职，自己创业了。”我说：“我可从来没打算这么做。你还记得我小时候的经历吗？你身上那么多起起落落，生意上那么多大起大落。”我父亲根本不当回事。他说：“正是这些让人生有意思。这就是活着这场伟大体验的一部分。你现在的处境是，不管你在这家公司做什么，大部分回报你都看不到，因为你只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你没法发挥你全部的创造力，因为别人只会把你看成在某个特定领域有某种特定才能的人，仅此而已。”

那时候，我所在的公司刚刚开始做国际销售和市场。他们的业务主要在美国，正在走向海外。我加入那个部门时只有七个人，任务是让公司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美国那边大约有 1,500 人，而大约三年时间里，那七个人的部门扩张到了 800 人左右。我们做了一次收购，增长了很多。我注意到，七个人的时候我什么都做，到了 800 人左右，我的职责范围变得越来越窄。我更喜欢七个人的时候。就在那时，我父亲跟我谈起工作的事，我也知道自己对现状不满意，尽管那是一家很棒的公司，对我也非常好。于是我在业余时间做了一个创业项目，等它有了起色，我就辞职了。

小时候，我一再看到父亲在生意上的缺陷。作为创业者，他非常擅长发现机会、把生意做大。但他非常激进，生意的资本金又不足，第一场风暴就会让公司破产。我从这些经历里学到很多，在自己的生意里努力加入比他多得多的韧性。在追求上行空间的同时，我非常关注下行风险。童年的这些经历帮了我很大的忙，让我能应对这一切。

金融危机：净资产缩水与达克沙那

拉丽莎：全球金融危机（GFC）如何影响了你对待亏损的方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段时间你的投资组合跌了不少。

帕伯莱：就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2007 年 6 月，我的净资产达到峰值 8,400 万美元，那真是太棒了。到了最低点，它跌到了 2,000 万以下。人生中有比 2,000 万净资产糟糕得多的问题，这不是世界末日。但它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我创办了达克沙那基金会，我们约定，只要净资产超过 5,000 万，每年就把净资产的 2% 捐给达克沙那。这样每年至少有 100 万美元进入达克沙那。达克沙那在 2007 年起步非常强劲。但到 2008 年底、2009 年初，达克沙那每年的开支大约是 150 万美元。它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而且没有外部捐赠者，一直是我在出资。我非常担心，如果我的净资产再也涨不回去，事情就会陷入危险。

当时我们有几百个孩子在备考印度理工学院（IIT）的入学考试。我和印度政府有一个合资项目。我去找他们谈，我说：“目前项目里的所有孩子，我们都会继续资助，陪他们完成学业、考进印度理工学院，但我们不会再招新的一批了。2009 年我们不招新生。”人力资源开发部（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的人理解我的处境，也很欣赏我的坦诚。他们说：“政府做事讲究先例。我们和你签了谅解备忘录（MOU），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建议你缩小项目规模，但不要取消，因为重新启动会很难。”

那时我们每年招大约 400 个孩子，我听了他们的建议。2009 年，我们招了规模最小的一批，50 个孩子。这仍然是一笔负担，但大概只要 25 万美元，这是我能接受的。这件事对我本人影响不大，因为我生活简朴，不管做什么，我的生活里都没有杠杆，所以对我没什么区别。我也看得出来，我们持有的东西、我投资的那些企业，看起来极其便宜。我在卖掉市盈率 4 倍的东西，去买市盈率 2 倍的东西，有些东西甚至更便宜。我看得出，事情有相当大的可能从这里反弹。

我从父母那里学到的重要一课是：尽管我比两年前穷了，但我没有任何杠杆，所以没关系。2009 年 3 月，市场见底。那一年，帕伯莱投资基金上涨了，各只基金涨幅在 110% 到 130% 之间。到 2009 年底，我的净资产几乎是谷底时的两倍。我们还在 5,000 万以下，但之后我们有好几年业绩非常强劲，因为我们是从那么低的位置走出来的。2010 年我们招的是正常规模的一批，400 人。一切都很顺利。我很感激部里那些人的建议，结果非常好。

芒格不回头看

拉丽莎：你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非常成功，你怎么看待成功？在你心目中，金钱对于做一个成功的人有多大分量？

帕伯莱：查理·芒格这周早些时候刚刚去世，享年 99.9 岁，离他一百岁生日只差大约一个月。过去 14 年里，我和查理建立了很好的友谊。这本来是一件很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它确实发生了。这 14 年里，我在他家和他打过很多次桥牌、吃过很多次晚饭，得以在非常私密的环境里观察他。

观察查理的为人，我渐渐注意到的一点是：他不回头看。我总对查理说：“查理，看看你这一生做的工作，那么巨大、那么令人赞叹。你会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被人铭记，尤其是作为一位哲学家和投资人。”他总是一笑置之，注意力永远放在眼前正在研究的问题上。伯克希尔一直很成功，但他会抱怨说：“我们现金太多了。我们找不到投资。我们在找，可东西太贵了。”他不会花时间谈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过去，也不会谈查理·芒格的过去。他还是一家叫每日期刊公司（Daily Journal）的董事长，当时正在为每日期刊找一位接班的 CEO。

他会向我唉声叹气，说他需要找到一个人，可就是找不到。我发现，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迈出下一步上，而不是回头说：“哇，我身后已经走过了这么远的路。”换作别人看查理，都会说：“别管眼前那些事了，什么每日期刊的 CEO、伯克希尔的钱，今天就放下吧，没关系的。”他的过往那么令人赞叹，可他不是这么想的。沃伦·巴菲特也不是这么想的。我努力向他们学习。

我以前也和很多人一样。人的本能是回头看，说：“我们在学校表现很好，生意做得很好，投资基金或者达克沙那做得很好。哦，太棒了。”但在我看来，把精力集中在前方是更好的思维模型。我不去想成功是什么。我爸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他有个地方，每天早上会去那里祷告。在那个祷告的地方，他用英文写着一句话：“成功不是一座顶峰。你做的任何事都可以做得更好。”

我的看法是，我一直非常幸运。运气在我们最终走到哪里、怎样走到那里这件事上起着很大作用：对的地方、对的时间、对的人。人生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尤其是好事，都有很大的运气成分。我更关注的是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里程碑是什么，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那上面。

估值表格是那根绳子

拉丽莎：有什么会让你不安，或者让你失眠吗？

帕伯莱：我睡眠没有任何问题。我的性格特点之一，是对很多事情没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比如 2009 年我们在谷底时，我并不太担心自己的处境，我更担心的是投资人的处境，因为基金从峰值跌了大约 65%，比指数跌得还多，指数大约跌了 40%。我担心的是，有些人会离开。他们一旦离开，我就再也没法替他们把钱赚回来了。幸好，离开的人比较有限，这很好。

那时我做的一件事，后来让我受益匪浅：我给自己的投资组合做了一张电子表格，写下每样东西的当前价格，也写下我认为这些企业值多少钱。我花更多时间去思考它们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市场价格。

很多年前，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我父亲破产了，一无所有。当时有个占星师常常到我们在孟买班德拉（Bandra）的家里来。他穿着橙色长袍，额头上画着很多记号。他会给我父亲看星盘，告诉他未来会怎样。

我父亲是个工程师，是个非常理性的人。有一天，我悄悄走到他身边说：“你得知道，这个人说的全是胡扯，跟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你说的都不是真的。我们没什么钱，你每周还要付钱给他，可我们手头的资源那么少。”我父亲说：“我付钱给这个人，让他下周再来，他知道只有给我描绘一个美好的未来，我才会再请他来。我正掉在一口很深的井底，需要一根绳子爬出这口井。这个穿橙色长袍的古怪占星师，就是我的绳子。我能做的，是暂时把现实放一边，沉浸在他说的那个未来里。这给了我能量，让我去想接下来能做什么、接下来能开什么生意，走上恢复的道路。”

2009 年，看着投资组合缩水的时候，那张电子表格就成了我的绳子。我花更多时间看这些企业应该值多少，而不是它们的报价。这逐渐帮助我保持了理智的心态。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消沉过，我天生就不是那样的人，我对此很感激。这不是我每天能控制的东西。一切都挺好的：我头上有屋顶，有好吃的饭，一切都挺好，没什么好恐慌的。

内部记分卡

拉丽莎：因为你是公众人物，总是处在聚光灯下。我看到有些人对你百般奉承，也有些人言辞尖刻、大加批评。面对这些期待和评论，你如何保持心理上的韧性？

帕伯莱：沃伦·巴菲特讲过内部记分卡和外部记分卡。我们和他共进午餐时，他说：“你是愿意做世界上最好的情人、却被人认为是最差的，还是愿意做世界上最差的情人、却被人认为是最好的？如果你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全想明白了。”

我注意到，有时候我和一些人交流，他们对甘地这样的人只有负面评价。他们会翻出圣雄甘地的种种负面之处，我会试着告诉他们甘地的一些正面事迹。他们会不屑一顾地说：“不，他是个非常狡猾的人。”说他这样那样。我的看法是：有些人非常批评沃伦·巴菲特，有些人非常批评查理·芒格，有些人非常批评耶稣基督，有些人非常批评圣雄甘地。和这些人比起来，我根本算不上什么。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能从批评者那里学到东西，那很好，但我会努力专注于内部记分卡：该怎样就怎样，好的、坏的、丑陋的都摆出来。我从整体的角度去看，既不觉得自己了不起，也不觉得自己是最糟的人，而是努力保持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外面的人来奉承我也好，批评我也好，都没有多大影响，两者都没有多大影响。我努力从内在的角度去看。

心理评估：让内在与外在一致

拉丽莎：已故的美国投资人、老虎基金（Tiger Management）的朱利安·罗伯逊（Julian Robertson）曾聘请一位精神分析师阿龙·斯特恩博士（Dr. Aaron Stern），让他告诉自己团队成员如何看待风险、如何协作。斯特恩喜欢搞体育的人，因为这让他们在工作中很有竞争心。他也喜欢通才而不是专才，因为通才能从多个角度理解一件事。我提这件事，是因为几十年前，你也请过两位工业心理学家对你做 360 度分析，他们给你做了一堆测试，访谈了你的配偶、朋友、员工和同事，帮你弄清楚你外在的样子和内在的自己有什么差别。现在我的问题是：如果今天再做一次这个测试，你内在的自己和你在外界展现的角色、形象完全一致吗？你今天会表现得很好吗？

帕伯莱：那两位真是天赐的。我经历的那次评估花了我 2,000 美元，那是我花得最值的 2,000 美元之一。他们现在做同样的事要收 1 万美元以上，仍然很划算。我们是谁，这张心理地图在五六岁时就写死了，不会改变。从 6 岁到 60 岁，再到 96 岁，它都保持不变。我们离内在的自己越偏离，幸福感就越低，做事的效能也越低。理想状态下，你想过一种完全一致的生活。我见他们的时候，我是不一致的，他们的整个思路就是尽可能让我变得一致。

我们能看到有些人达到了那种完全一致的状态。一旦达到完全一致，你可以穿墙而过。在我看来，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非常接近完全一致。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人，可能也有很强的一致性。埃隆·马斯克就非常一致。他们给了我那张“我是谁”的地图之后，生活变得容易多了，因为我第一次看清了内在的自己。从 1999 年做那次评估以来，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一致。已经 24 年了，这 24 年里我一直有意识地努力，让自己更接近内在的自我。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一步，仍有一些不一致，但这正是让未来的人生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可以继续努力。如果我能更接近那个状态，回报是指数级的。

拉丽莎：哇。我相信你会做到的，我很确定。

帕伯莱：是的，这是一段有意思的旅程，我很享受这段旅程。

快乐是有意识地多做喜欢的事

拉丽莎：什么让你快乐？这是我最后一个问题。一天里要发生什么，你才会说：“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天”？

帕伯莱：我会做的一件事是，回顾自己最近做过的事，问自己：“我喜欢吗？好玩吗？”我的做法是，去做了某件事、喜欢它，我就努力在生活中多做；发现做了某件事、不喜欢，我就努力少做。

比如，我打桥牌已经超过 35 年了，很长时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家庭责任很多，桥牌就有点退居其次。1980 年代我常去参加桥牌比赛。那时没有在线桥牌，我去参加现场比赛，非常有意思。我那时单身，可以去密歇根待三天打一场桥牌比赛，非常好玩。最近我开始打在线桥牌，再后来我决定，要增加去现场比赛打桥牌的时间。那是因为我是个数学型的人，喜欢玩游戏，这些都是好玩的事。今年夏天，我在芝加哥待了四五天打桥牌，从早打到晚。我已经很久没在现场这样打过了，有 15 到 20 年没这么做过，我很享受那次经历。我刚刚又去亚特兰大参加了另一场比赛，待了五天，又是这样打。

但我意识到，虽然我享受这些经历，我还可以让它们变得更好。我要改变的一件事是，我想不断学习、把桥牌打得更好，我需要和比我强得多的人一起打。最近两次在芝加哥和亚特兰大，我的搭档都和我水平相当，或者稍低一点。我看得出，如果做出这个改变，打桥牌的兴奋感会更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下一场全国赛是 3 月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我想去，但只有找到合适的搭档和能加入的队伍，我才会去。

我就是看自己做的事，以及它们给我带来多少乐趣。如果我见了某个人、很喜欢，我就会努力多和这个人来往。如果我去某个地方吃晚饭、很喜欢，我就会多去几次。喜欢吃的食物、喜欢在一起的人、喜欢做的活动，我都努力多做。在所有这些事情上，我都是在努力增加快乐。如果几十年来一直这样有意识地去做，生活就会非常幸福。

拉丽莎：太好了。很少有人有这样的福气。

帕伯莱：对很多人来说，这并不难，因为生活中最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当然，一旦超过某个基本水平，比如头上有片屋顶，幸福和财富的相关性就不大了。如果人们多花点时间想想什么能让自己更快乐，他们就会为此采取一些有意识的行动，就会达到那里。绝对是这样。

拉丽莎：太好了。和你聊天让我更快乐了。

帕伯莱：那太好了，太棒了。你让我今天很开心。

拉丽莎：莫尼什，万分感谢你抽出时间。我享受每一分钟。谢谢。

帕伯莱：彼此彼此。我必须说，拉丽莎，你今天表现得太出色了。以前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些问题，我聊得非常开心。非常感谢。你为此做了大量功课，我很感激。谢谢。

拉丽莎：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