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摘要
帕伯莱借帕斯卡的名言指出,基金经理的不幸源于不能安静地独坐房中。德劭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聪明人闲不住,不断折腾,最终酿成大祸;巴菲特说,投资成功与智商无关,关键是控制冲动的性情。巴菲特和芒格同样渴求智力刺激,却靠三点避免出事:只在市场低估时出手,其余时间打桥牌、读书;把“盖革计数器”式的小机会放在个人账户里;两人互相把关,只有显而易见的好机会才能通过。
本文是莫尼什·帕伯莱 Mosaic 专栏文集的第 10 章,原文于 2002 年 10 月 30 日发表在 The Motley Fool 网站(Fool.com)上,后收入《马赛克:投资视角》(Mosaic: Perspectives on Investing)一书。
沃伦·巴菲特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投资者之一。但很多人或许想不到,他的投资策略常常包含很长一段他所说的“坐着不动”的时期。伯克希尔·哈撒韦曾有过好几年一股股票都没买,其间又穿插着几次规模惊人的出手。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你能做的最好的事。
编者按:我们偶尔会在这个栏目刊登读者的文章。帕伯莱投资基金的管理合伙人莫尼什·帕伯莱(在 Fool 论坛上的用户名是 mpabrai)谈了谈他的看法:无论是专业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要做到坐着不动都很难。
17 世纪的法国科学家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人们记得最多的或许是他对纯几何学的贡献。他只活了 39 岁,却抽空发明了注射器、液压机和第一台数字计算器这些在今天看来最基本的东西。好像这还不够,他还是一位深刻的哲学家。我最喜欢的帕斯卡名言之一是:“人类的一切不幸,都源于不能安静地独自坐在房间里。”我常常想,帕斯卡这句话稍作改动,就很适用于人类里一个相对较新的群体:“基金经理的一切不幸,都源于不能安静地独自坐在房间里。”
基金经理为什么应该坐着什么都不做?这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我们先从德劭公司(D. E. Shaw & Co.)的故事讲起。德劭成立于 1988 年,员工里有一批全世界最聪明的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债券交易专家。杰夫·贝索斯在开始他的亚马逊之旅以前,就在德劭工作过。这群人发现,用一套高度复杂的债券套利交易算法,在债券市场上做无风险套利,可以赚到很多钱。
德劭借助高杠杆资本,抓住了债券市场上极其微小的短期无效率。年化回报简直惊人,而且全都没有风险!德劭的聪明人让交易自动运行,几乎不需要人为调整。他们来上班,大多是打台球、玩电子游戏,或者干脆闲晃。德劭的人均利润高得离谱,人人都对这种乌托邦式的安排很满意。可到后来,这些书呆子坐不住了,他们想做点什么。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刮到了表面,只要再往深处挖,就会有更多的金子可采。于是他们开始摆弄这套系统,想把回报再往上推一推。
接下来,他们走上了一条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相似的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曾被华尔街视为规模太大、人太聪明,根本不可能失败的基金;然而,当一连串不符合其历史模型的经济事件接踵而至时,它差一点就真的失败了。德劭逐渐从纯粹的无风险套利,转向在股票市场上玩有风险的套利游戏。这样能投入的资本多得多,回报看上去也很诱人。可是短期内并没有保证价格一定会收敛,仓位杠杆又很高,最终的结果就是一场爆仓,差点让公司覆灭。
我发现,和几乎任何其他领域相比,基金管理在很多方面都是个古怪的行当——勤奋和才智未必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正如沃伦·巴菲特在 1998 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一语道破的:“我们不是因为忙碌而得到回报,只会因为正确而得到回报。至于我们会等多久,我们会无限期地等下去!”巴菲特和他的事业伙伴查理·芒格,无疑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但正如德劭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例子所示,高智商未必能带来出色的投资成绩。毕竟,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创始人里就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长期看,这对他们并没有多大帮助。事实上,他们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在 1999 年接受《商业周刊》(BusinessWeek)采访时,巴菲特说:“投资成功与智商并不相关——只要你的智商超过 25 就行。一旦你有了普通的智力,你需要的就是一种性情,能够控制那些让别人在投资中陷入麻烦的冲动。”
德劭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经历说明,高智商的人很难闲坐着对着肚脐冥想。问题在于,一旦你钻进这些刺激智力的难题,你几乎肯定会找到自以为正确的答案,并据此采取行动——而这通常会给投资者带来糟糕的结果。
这些年我一直密切观察巴菲特和芒格,也通过他们的演讲和文章深入了解了他们的心理。在我看来很清楚:和德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那些人一样,这两个人每天都需要大剂量的智力刺激,这是他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那么,他们是如何满足这种求知欲,又不伴随那些让投资者陷入麻烦的行动的呢?
想一想下面这些:巴菲特打桥牌(通常每周 10 到 20 个小时),而芒格的时间大多花在扩充他的普世智慧、不断完善他的思维模型格栅上。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主题的、有思想深度的书,从历次冰河期到《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无所不包。他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把从一个学科领域获得的视角应用到其他学科——尤其是资本配置上。在今年的威斯科金融(Wesco)股东大会上,芒格承认,伯克希尔最初的几亿美元来自“拿着盖革计数器把所有东西都扫一遍”,但随后的几百亿美元,则来自单纯地“等待那些不用动脑子的机会”,或者用巴菲特的话说,“等电话响”。巴菲特至今仍然喜欢拿着盖革计数器扫一大堆东西。在智力上,这件事实在太诱人了,让人忍不住。那他是怎么避免惹上麻烦的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
- 只要知道什么时候该用,盖革计数器可以非常管用。想一想下面两句话:
1970 年,巴菲特对股价高企表示沮丧,他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困在荒岛上、性饥渴的男人。”
1974 年,他对市场跌到的低位感到欣喜,他说:“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性饥渴的男人,进了一座满是美女的后宫!”到 1970 年,巴菲特已经结束了他的合伙基金,此后直到 1974 年,他几乎没有在公开市场上做任何投资。这四年间,标普 500 的市盈率从 20 倍跌到了 7 倍。到 1974 年,他承认自己在卖出“最近以 3 倍市盈率买进的股票,去买 2 倍市盈率的股票”。
后来,从 1984 年到 1987 年,巴菲特没有为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买入任何一只新股票。伯克希尔·哈撒韦坐拥一座现金山,他却依然什么都没做。1987 年下半年,伯克希尔用这堆现金买入了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可口可乐股票,占这家公司 5% 以上的股份。他把伯克希尔·哈撒韦账面价值的 25% 投进了一家他们并不控股的公司!
1970 到 1973 年、1984 到 1987 年,巴菲特和查理都在干什么?两个人都明白,成功的投资需要耐心和纪律:在市场被低估这种相对少见的时期下大注;在市场估值充分或高估的漫长时期里,去做“别的事情”。我敢打赌,巴菲特 1972 年打的桥牌,要比 1974 年多得多。
- 盖革计数器的方法,用在规模较小、少有人关注的公司和各种特殊情况上效果更好。这类公司通常规模较小,投资它们对今天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巴菲特通常把这类投资放在自己的个人账户里。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他最近投资的抵押贷款房地产投资信托 Laser Mortgage Management(LMM):这家公司的清算价值与股票报价之间有相当可观的价差。这类 LMM 式的投资,对巴菲特的个人投资组合来说意义重大;更重要的是,它们消耗掉了他的智力马力,否则这些马力可能会在伯克希尔·哈撒韦那里带来不怎么好的结果。
巴菲特多才多艺。每当公开市场过热,他就把盖革计数器从股票市场挪开,转向其他无效率的堡垒。这包括高收益债券(2001 年,伯克希尔以大幅折价买入了价值超过 10 亿美元的 Finova 债券)、房地产投资信托(2000 年,在房地产投资信托收益率高得惊人的时候,他为个人账户买入了 First Industrial Realty),以及他最近在白银上的投资冒险。
- 芒格和巴菲特的关系非同寻常。两个人都是极其独立的思考者,也都喜欢独自工作。巴菲特有了一个投资想法,先过他自己的筛子,通过之后,他通常会拿去给芒格过目。芒格随即动用他那套广博的思维模型格栅,给巴菲特的想法挑毛病,把其中大多数都否决掉。能通过巴菲特这一关的想法本就少见,而要同时通过他们两人,就必须是一个完全不用动脑子的机会。
巴菲特和芒格这种一连几年按兵不动的做法,与各大交易所每天上演的疯狂交易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根本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基金经理设定为全职专业人士,期待他们每天都“做点聪明事”?基金管理行业需要反思帕斯卡那句有力的话,也需要想一想,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是怎样学会安静地独自坐在房间里,而且一坐就是无限期的。
特约专栏作者莫尼什·帕伯莱是帕伯莱投资基金的管理合伙人,该基金是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奉行价值投资理念的一组投资基金。他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欢迎读者通过 mpabrai@pabraifunds.com 给他发电子邮件,或在 Rule Maker 论坛上找到他。阅读他的其他文章,请访问 www.pabraifunds.com。The Motley Fool 是投资者为投资者写作的网站。